Monthly Archives: November 2010

http://www.douban.com/note/101287857/ 京城露宿者，他们现在最缺的是食物，每顿两个大馒头对他们来说都很奢侈。 社会各界捐助的衣物及食物一个母亲和三个小孩靠母亲捡饮料瓶生活，吃的粥煮红薯这位露宿者拿着自己以前的照片这个地下通道里有两个露宿者被人杀死后烧尸，所以被封锁了。

1959年的某天，为了庆贺“人民的选择”——刘少奇当选国家主席，人们连夜上街游行，载歌载舞，锣鼓齐鸣…… 那时，二位主席亲密无间的照片随处可见 1966年，伟大领袖做出战略部署，一场浩劫从此拉开序幕 于是，…… 于是…………… 他的死亡卡片上写着：姓名：刘卫煌　职业：无　死因：病死 漫画是“批倒斗臭”不可或缺的武器 刘少奇的第六任妻子王光美 “党内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 开国元首彭德怀，当初整萧克时似乎也不含糊 毛泽东盛赞的“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钦定的、写进党章的“接班人” 人们每天高呼：“敬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然而，“永远健康”只活到1971年 王张江姚的“结局”他们做梦也没想到 “革命的旗手”与“反革命集团首犯” 漫画—— 再次发挥“大批判”的威力 坐着“火箭”上天的王洪文又乘着“飞船”栽进了监狱 于是，我们有了英明领袖华主席 “你办事我放心”的最高指示和“交城的山、交城的水”再次响彻祖国上空 英明领袖华主席在天安门上向人民招手 坐在主席台上的晚年华国锋 历史让孔老夫子也坐了一回“过山车”—— 从至圣先师到砸狗头、再到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 “战歌”即“红歌” 人们被告知，“自古以来”就是批孔反孔滴 将林彪与孔老夫子绑到了一起，实在是一大发明 祭孔盛典 极尽奢华 孔子若地下有知，情以何堪！

http://ssnly100.blog.163.com/blog/static/1156339201010154575429/ 节选： 现在说主要的话题了，那就是我对一个知识分子的理解，以及对一个直立行走的公民的理解。鲁迅说的话在我看来对了一半，真正的知识分子当然对社会永不满意，真正的知识分子当然只能持批判立场，永远站到权力的对立面去（或至少保持怀疑态度），不管是商业权力，还是政治权力。但是知识分子所感受到的并不永远是痛苦，至少在我看来，人生有非常多的乐趣，即使在暗室，人生也可以过得亮堂。因为暗的是室而已，而亮的是你的心。 人是生而悲剧的，某种意义上我们都被判了死缓而且迟早要执行。但是，如果对自己还稍微有一点骄傲一点期许，如果对社会还保持一点正直一点责任，那么我们总要在死之前寻找一些意义。做有意义的事，让生活有意义，并非徒劳无功，这是人类社会之所以一直走到今天的终极秘密之一。我们人生的意义也许不能重大，也千万不能伟大——因为伟大往往建立在无数人的卑微、渺小之上，但在我们死之前，总要让它有那么一些意义。尽管人生而悲剧，但仍生而自由。一部献给昂山素姬的广告片拍得不错，其中有句话我很喜欢，也送给你们：“你不可能将一个人同他的自由隔离开来，因为自由总会找到一条出路”。关于自由的论述太多了，我只选择一个较为简化的表达。在伦理学范畴，个人自由体现在纯粹的行动里面，对应的是情感、道德与规则下的自由；在政治学范畴，个人自由体现在创造而非仅仅接受体制，体现在遵守同时也缔造法律，对应的是正义与公平下的自由。这说得也许太拗口了，那么我们再简单一点。个体自由总是体现在公共自由之中。现在不少同学觉得，关注公共话题，参与公共事务，离自己太远了，“算了吧，那不是我们关心的，我们工作还不知道在哪里呢”，“算了吧，除了围观，打酱油，路过，我们能干什么？我们能改变什么呢？”这还不算最坏的态度，更坏的是对那些有勇气反对或抗争的人，不理解、冷嘲、鄙视乃至痛恨。我们也许始终不能像那些最有勇气的人一样去担当，但我们至少要能够尊重勇气，如果不能这样，我们就和行尸走肉，就和帮凶无异。为什么作为一个直立行走的公民，我们应当关心公共话题乃至参与公共事务？因为人的生命不能过分简化，过分肤浅，也不能真正做到遗世独立，高举孤清。直立行走的公民自然会看到比屈膝者更远之处，大写的人也注定需要大视野。人不能是病梅馆记中的梅花，任人束缚切割，扭曲成为有力者欣赏的病态模样。人也不能只做一颗沙漠中孤独的胡杨，他始终生活在社会这种森林里，他所接受的阳光、空气与水，是与整座森林一起分享，因森林的整体而变化，也因森林中任何一颗树而变化。读读约翰·堂恩那首诗吧，其中一句被海明威引用而非常出名： 没有人是自成一体、与世隔绝的孤岛，每一个人都是广袤大陆的一部份。如果海浪冲掉了一块岩石，欧洲就减少。如同一个海岬失掉一角，如同你的朋友或者你自己的领地失掉一块。每个人的死亡都是我的哀伤，因为我是人类的一员。所以，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就为你而鸣！ 我们之所以要直立行走，要彼此分享分担，还因为人的生命无法复制也无法替代，不管是一个每月只有几十元生活费的穷人，还是一个身陷囹圄的义人，或者一个普通的工薪阶层，或者一个正在崛起的中间阶层，人一旦降临世间就注定要有一段奇遇，创造一些不大不小的奇迹，生命的尊严就在于无人能够回头重活一次，哪怕是权杖一挥就流血千里的帝王，哪怕是可以买下世界上所有黄金的巨富。因此，作为普通人，我们应强调也应坚信，我们有这么一份权利，享受现实的而非纸上的有尊严的生活，用一种闪耀着人性光亮的尽可能完满的方式享受人生，遇到过美好的人，做过美好的事，去过美好的地方，也抵抗或至少反对过让这一切不那么美好的邪恶。这一切不应该是在痛苦的状态下完成，处在今日中国，人很容易充满愤怒，也因而悲观失望。但仅仅愤怒是没有用的，愤怒如果缺乏理性支撑，只能通向戾气。悲观就更等而下之，在今日中国，悲观是一种缺德。失望亦然。失望只能制造更多的失望，就如暴力只能制造更多的暴力。那我们青年人该怎么样呢？毕竟世事残忍如此，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我没有别的法宝，只能送给你们两个字：积极。我的好朋友也是我的偶像梁启超，在多次演讲中不断强调人生之乐趣，强调进取，对浪费生命深恶痛绝，对消极怠慢不屑一顾。这深深地影响了我。 怎么积极呢？胡适先生倡导的易卜生主义毕竟有其颠扑不破的道理：“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过于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成器”。胡适在抗日初期高唱“读书救国”，要青年人不要太多涉足风潮，甚至有学生给他写信，痛骂他，并称要打断他的腿，让他”成个拐狗“！如果联系到今日之实际，尤其在大学生纷纷起而上街，不是为保被强拆的家园，而是为保那遥远的钓鱼岛，不是为弱者权利而呼告，而是为大国崛起的民族主义而打鸡血之际，胡适先生的倡导真是一剂清醒剂。 当然，不上街并不是要我们完全不参与公共事务，只是在读书阶段，我们更多的还应该是读书，建立自己的知识体系，形成自己的思考方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我们可以关注，可以围观，可以转帖，可以评论，但前提是这一切不要影响自己的读书。只要我们每一位学生都有个体权利意识与公共精神，对弱者不侮辱不伤害，对强者不帮凶也不帮闲，并且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有相当扎实的知识与技能，始终不灭理想，始终有稳定的价值观，始终有独立思考能力，始终有积极的行为方式，那么我们就是在参与建设一个新中国，并迟早会成为新中国内一个直立行走的公民，大写的人。

所谓党国史观，指的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唯物主义历史理论”、斯大林《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党史简明教程》的基础上，以中共为本位、对全民进行洗脑的历史观。美国历史协会主席里德认为：”历史学家的责任在于为当前而解释过去。”党国史观的责任则是为中共而解释过去，证明中共代表了民众的利益，让民众站在中共的立场上观察和思考问题。“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中共严控教育、媒体、出版、网络，以党国史观为愚民利器，伪造、掩盖和剪裁历史，掌握历史的解释权，最大限度地降低人们独立思考、反思历史的能力。颠覆党国史观成为启蒙的重中之重。本文试图通过对文明差异、满清对外战争、殖民统治、辛亥革命、国共合作等重大历史事件的阐述，正本清源，以是否有益于自由和人权作为评价历史的标尺。文明差异及其后果西方文明有两大源头，一个是《荷马史诗》对神的巧妙的揶揄，对人类英雄主义和智慧的赞美，以及古希腊人本主义哲学和雅典城邦民主，还有一个是基督教的”原罪”说。以人为本位，张扬人性和人体之美，与具有原罪的人的救赎，存在一种内在的紧张关系，逐渐形成人权、神权、王权三权鼎立之势：王权压迫得太厉害，贵族和平民会去寻求神权的支持；神权或王权出现独大趋势，人权就会发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甚至爆发革命，三权之间的分歧、冲突与和解，使得西方文明朝着有益于人权的方向发展。中西文明最显着的差异，莫过于奴役与自由、人治与法治。12世纪，神学家约翰《论政府原理》认为王权源于神权，倘若暴君”使法律化为泡影，使人民沦为奴隶”，人皆可杀；13世纪法学家布莱克顿主张：”国王不应服从任何人，但应服从上帝和法律，因为法律创造了国王，国王必须遵守法律。”1215年英国《自由大宪章》第一次将国王和贵族约定俗成的契约关系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王权有限、法律至上，法律保障民众财产及人身安全，民众有权反抗暴政。黑格尔《历史哲学》认为中国是一个停滞的帝国：”在很长的历史时间内中国无从发生任何变化，一种终古如此的东西代替了一种对峙。”所谓”终古如此的东西”，不外乎”敬鬼神而远之”、君权神授、独尊儒术：皇权非法律赋予，而是”受命于天”，代表天意、天命和天道，三个代表通吃一切，皇帝的金口玉言即为替天行道的法律。近代国共两党的领袖崇拜、党在国上，不过是皇权至上、人治传统的历史回响。“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到了中共那里，成了”为专制讳耻，为领袖讳过”，”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一切向前看”。为证明中共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伟大、光荣和正确”，党国史观化党为国，对中国近、现代史进行歪曲性描述和阐释，辅以《甲午海战》、《大清炮队》、《鸦片战争》、《北洋水师》等偷换概念的历史影片，将清政权挨打渲染成民族悲情，用党权、主权高于人权和爱国等于爱朝廷的价值观控制人们的思想。“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不彻底颠覆党国史观，把专制政权与民众利益区别开来，改变我们分析、评价历史的思维方式，以自由、人权而不是主权、党权来考察历史，进而推动政体改革，实行教育、新闻、出版自由和宪政民主，中国历史将永远是悲剧的简单复制和循环。暴政是人类公敌1840年6月清英战争（鸦片战争）一声炮响，轰开了清政府关起门来残害民众、背对世界文明潮流的铁幕，为中国人民送来了政治文明的曙光。这场针对满清政权的战争绝非国人屈辱时代的来临，恰恰相反，它捅破了暴君”天下共主”的神话，帝王天道威严的皮内裤成了纸糊的灯笼。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美、苏（俄）、英、中、法，全部都揍过满清，尤其是中华民国（1971年由中共顶替常任理事国席位），不埋葬满清就建立不起来；由当今世界最发达国家组成的八国集团，除了加拿大之外，都参加过1900年入侵满清的八国联军：英、法、普鲁士（德国）、俄、美、日、意、奥匈帝国。19、 20世纪，世界上最先进最强大的国家都入侵过满清，步调如此一致，难道还不足以证明满清暴政是人类公敌吗？民主国家间无战争，抗日战争看似和日清战争（1894）一样，都是日本入侵中国，但因为满清与民国的不同，世界大国的态度为之一变。战争结果，中国一跃为世界大国，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如果满清挨打等于民众挨打，我们又何必推翻满清建立民国，那岂不是自己打自己？党国史观、清史研究刻意掩盖、回避满清的残暴统治，和对人权、国际法的肆意践踏，是因为将暴政如实道来，会有一万个对它进行正义战争的理由，如同二战时遭受入侵的日本和德国。为配合党国史观的愚民教化，《康熙微服私访记》、《康熙王朝》、《雍正王朝》、《乾隆王朝》等美化专制的辫子戏充斥大陆荧屏：除了别有用心的一小撮，民众无不知书达理、安居乐业，皇帝一个个爱民如子、从谏如流、智勇天锡、经文纬武，好一派和谐盛世的景像！且不说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阴屠城、广州屠城，经过数十年如一日的大杀、特杀，顺治17年（1660），中国人口从明天启3年（1623）的5165万人，锐减至1900万人！“重刑连其罪，则民不敢试”，自荆轲刺秦惨遭灭族，触犯皇权就是十恶不赦、株连九族的大罪，历代王朝动辄以灭族、车裂、凌迟来吓阻民众的反抗。刀在心上的”忍”字，形象地说明了奴隶的痛苦。忍字当头的草民，只有在忍无可忍、山穷水尽、”反亦死，不反亦死”的情况下，才有可能甘冒灭族和千刀万剐的风险起来造反。有清一代，反抗的民族之多、次数之频繁、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地域之广、结果之惨烈，堪称世界之最，据不完全统计：仅台湾一地，便有1696年吴球起义、 1701年刘却起义、1721年朱一贵起义、1732年吴福生起义、1770年黄教起义、1786年林爽文起义、1795年陈周全起义、1796年黄斗奶起义、1805年林瓶起义、1823年林永春起义。官逼民反在中国大陆当然也是保留剧目：从山东满家洞农民起义到山东于七起义，清初顺治时期爆发大小起义42次；康熙时期爆发大小起义23次；雍正时期爆发起义13次；乾隆时期爆发贵州苗族起义、四川藏族起义、甘肃回族和撒拉族起义、湘黔苗族起义等大小起义12次；1796年嘉庆登基，川、楚、陕等省民众即献上大礼：延续10年、震撼全国的白莲教大起义；1805年，在台湾义军的配合下，浙、闽、粤渔民的反清战争达到高潮，险些攻克台湾；1813年天理教起义，一度杀入皇宫，嘉庆惊呼：”从来未有事，竟出大清朝！”道光、咸丰、同治、光绪时期，除了太平天国等大规模起义，小规模起义多达上百次，个体反抗事件更是多如牛毛。由于害怕宗教整合民间力量，统治者总是不遗余力地打击不愿匍匐在权力之下的宗教团体和民间组织。靠暴动起家的中共无法正面否定官逼民反的合理性，近年来开始淡化清朝无数以民间宗教（拜上帝教、白莲教、罗教）为背景的农民起义。要同时顾及民族主义、反侵略、农民起义和大一统，党国史观只能自抽耳光：引清兵入关的吴三桂是汉奸，抗击满清、收复台湾的郑成功是民族英雄；为了反台独的需要，叛将施琅引清兵入侵郑克塽（郑成功之孙）台湾汉族政权，也成了民族英雄。2003年央视热播《施琅大将军》，民族英雄跟民族英雄的后代掐得热火朝天，观众骂得不亦乐乎。华尔洋枪队帮助满清镇压太平天国，是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那么，英军、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打击四肢都沾满了中国人民鲜血的满清，客观上支援了中国民众反抗暴政，怎么也成了坏蛋？中共史家之无耻、人格之分裂，党国史观之矛盾和荒谬，是不以自由和人权为本位的必然结果。《河殇》感叹：”封建王朝从建立，发展趋于鼎盛，渐渐显露出危机，暴发动乱，直到崩溃，每隔两三百年就会发生一次激烈的大动荡。周期性的大动乱，一次又一次地把生产力的积累无情地摧毁掉。”“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是鲁迅先生对中国历史和国人境遇的高度概括，真切到了极点，沉痛到了极点。黑格尔说：”中国从本质上看没有历史，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千百年来，中国之所以走不出兴亡周期律，就在于民众没有以和平方式制约权力、发泄不满的机会，民怨沸腾到了极点，就会像高压锅一样爆炸。“鸦片战争”的谎言林则徐禁烟引发”鸦片战争”，是一个绵延了170年、被中共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强化的弥天大谎。党国史观污蔑英国为保护鸦片贸易侵略满清，与中共”互不干涉内政”、主权大于人权的核心理念相得益彰。其隐含的强盗逻辑是，腐败到骨子里的专制政府代表了民众的利益，权贵蒙受屈辱就是整个民族蒙受屈辱。即使外部力量有助于解放或减轻民众的苦难，也是罪恶和非正义的侵略战争。早在1575年，驻守菲律宾的西班牙总督桑迪就要求与明朝通商，遭到拒绝。因”明朝的国王与官吏虐待穷人，贪污、欺诈、抢劫”，”以闻所未闻的暴政对待对待他们的人民”，而人民”也没有一个人会对他们的国王效忠”，桑迪认为对中国有”一千种可以进行正义战争的理由”，”和这个国家的战争是最公义的，因为这将给贫弱者、被杀害的无辜百姓、孩子们和所有被掠夺被迫害的人民以自由。”1584年，菲律宾殖民地的西班牙人联名向国王请愿远征中国！“有国之道，务在弱民”，弱就好欺负。从秦朝收天下之兵器、元朝管制菜刀、明朝”寸板不许下海”、满清”禁海、毁船、禁船、迁界”，到中共的户籍制度、网络长城、菜刀实名制、禁止弹弓、大国小民，独裁者遵循的都是同样的逻辑：最大程度地断绝民间的经济往来和信息交流，确保愚民、弱民政策的实行。你没饭碗你愚昧你自焚你活该，只要不影响独裁统治即完事大吉。官逼民反，”倭患”亦不例外。除了货真价实的日本海盗，明朝数以万计的良民为何变成了”倭寇”？”倭患”果真如党国史观所言，是戚继光、俞大猷平定的吗？明朝海禁（1370年）断绝了唐朝以来就存在的海上贸易和渔民、造船业的生计，”海滨民众，生理无路，兼以饥馑荐臻，穷民往往入海从盗，啸集亡命”。在戚家军”捷报”频传的同时，”倭寇之乱”不减反增，”今之海寇动计数万，皆托言倭奴，而其实出于日本者不下数千，其余则皆中国之赤子、无赖者入而附之耳”；”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禁愈严而寇愈盛。”隆庆元年（1567年）不得不取消海禁，民间海上贸易合法化，所谓”倭患”自然烟消云散。清朝比明朝更糟，为封锁台湾的郑氏反清势力，康熙颁布残酷无比的”迁海令”，仅粤东死亡人数就达数十万，”自有粤东以来，生灵之祸，莫惨于此”，”滨海数千里，无复人烟”。1683年清军攻取台湾，海禁有所放松，1717年为阻止不堪暴政的民众亡命南洋，康熙再颁禁海令，以致”百货不通，民生日蹙……沿海居民，富者贫，穷者困”。大兴文字狱、残害草民，关起门来自然方便多了。为避免”洋商杂处”影响和谐稳定，乾隆强调”华夷之别”，于1757年下令”一口通商”，只准广州进行对外贸易，且多方加以限制。乾隆也许忘了，正因为1609年明朝停止边境贸易，其先祖努尔哈赤的建州女真烂掉30万斤人参，才促使努尔哈赤决心与明王朝拼个你死我活，并最终埋葬了明王朝。满清闭关锁国，不过是重走明朝覆亡的老路，为自己的墓穴掘下了第一锹土。1793年7月，马嘎尔尼率领英国使团深入中国腹地，发现随处可见的弃婴尸体、普遍的贫困和法治、人权的匮乏，康乾盛世竟然是”靠棍棒进行恐怖统治的东方专制主义暴政的典型”，”中国人生活在最为卑鄙的暴政之下和怕挨竹板的恐惧之中”，人们”胆怯、肮脏并残酷”。英国人认为”其错当在于政治制度，而不在于民族的天性或气质”。伏尔泰关于中国人是”全世界最聪明最礼貌的一个民族”的神话就此终结。因英国人不愿向乾隆下跪，还提出平等外交和自由贸易，清英外交搞得很不愉快。“鸦片战争”对满清的愚昧、霸道着墨不多，并刻意隐瞒英国官方反对鸦片贸易的事实。开战之前，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在给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的信中，多次表示”女王陛下政府绝不怀疑中国政府有权禁止将鸦片输入中国，并且有权查获和没收那些外国人或中国臣民不顾适当制订的禁令而输入中国领土内的任何鸦片”。义律本人更是坚决反对鸦片贸易，他认为鸦片贸易是英国的耻辱，”给打着天主教旗号的国民丢脸”，发布通知”警告所有那些拥有这种帆船、快艇或用其它方式装配的小船在虎门以内从事非法鸦片贸易的英国臣民：如果中国政府认为适于捕获并没收那些船只，女王陛下政府将决不进行干涉。”清英双方一致认为鸦片不是好东西，林则徐禁烟不成问题，问题是禁烟的具体手段。就像戒毒所戒毒，把没有毒瘾的正常人也抓进去，而且全部搞成安乐死，毒是戒掉了，人也翘了辫子，戒毒所还有什么合法性？1839年3月，林则徐派兵封锁商馆、断绝饮食供应，以英国官员、鸦片商人和非鸦片商人为人质，勒令交出鸦片。18世纪没有禁止鸦片贸易的国际法，在满清无权管辖的公海上的鸦片也一并交出之后，外商被要求签署不走私鸦片的甘结。甘结就是同意连坐的保证书，船上只要查获鸦片，毒贩子和无辜者一律格杀勿论，”船货没官，人即正法”。这种类似”一人犯法，株连九族”的野蛮陋习，距离法治、人权不啻十万八千里，稍有理智的外商都不可能签署。8月26日，在澳门的英国人被迫登船前往当时鸟不生蛋的香港，义律向清政府提出强烈抗议：”把正在分娩阵痛中的妇女、病人、幼童赶出他们的住处，断绝食物供应，遣散工人，这与和平或帝国的尊严是一致的吗？”帝王讲究师法自然，”圣人与天地合其德，以百姓为刍狗”，”养人如养六畜”。如同天地任意对待世间万物一样，天子对猪狗般的草民尽可任意宰割，至于拒绝跪拜天子的西洋夷狄，连畜牲都不如。道光、林则徐等君臣相信，”性等犬羊”的英夷离开天朝的茶叶和大黄就得毙命，这些饮毛茹血之辈不懂得华夷、礼治、朝贡，居然产生与大清平等交往的邪念，只能”相机剿办”。满清睥睨天下的盲目自大和不可理喻的强横，除了猛烈的枪炮，没有任何东西能让它承认秦皇汉武万国来朝已成过往云烟。曾在澳门和广州居住了近12年的英国议员托马斯*斯当东爵士，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中国通：11岁作为英国特使马戛尔尼的见习侍童出访满清，35岁作为英国特使阿美士德的副手再度出访满清。 1840年4月7日，59岁的斯当东爵士在英国下议院力主与满清开战：“北京朝廷有权强化司法措施以制止鸦片贸易。但迄今为止对外国人最重的处罚是禁止经商或驱逐出境，现在它能粗暴地判处他们死刑吗？这种追溯既往的做法是对人权的不可容忍的侵犯。尽管令人遗憾，但我还是认为这场战争是正义的，而且也是必要的。”英国外交部《关于1839至1843年对华战争的备忘录》显示，”英国监督及英国侨民被禁止离开广州，外国商馆被置于封锁状态，还被施以其它暴行。因英国商务监督及在广州的英国侨民所曾蒙受的侮辱，英国事先已决定派遣一支远征军去中国海域。”英国不反对查禁鸦片，满清对法治、人权、平等外交和自由贸易的无知和傲慢，才是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战争结果，不愿给别国平等的满清尝到了不平等的滋味，除了把香港”暂行赏借”出去，”两国属员往来，必当平行照会”。满清与英法等国在此期间及之后签定的所有条约当中，没有任何条款用于保护鸦片贸易。该如何评价历史上的殖民统治1988年在香港回答记者关于中国怎样才能实现变革的问题时，以黑马姿态闯入公众视野的刘晓波脱口而出：”三百年殖民地。”愤青在骂刘晓波鼓吹”卖国主义”时，应该想想马克思为什么说殖民主义在亚洲负有破坏和建设的”双重使命”和”无产者没有祖国”。清英战争是加速清王朝灭亡的催化剂，之后的反清起义如火如荼：1850年太平天国起义，1851年捻军起义，以及云南、贵州、陕西、甘肃、新疆少数民族的暴动和起义，迫使满清重用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汉族精英，意识形态、权力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在睁眼看世界的过程中，仁人志士逐渐发现惟有自由民主才是民众幸福、国家强盛的不二法门。清英战争70年后，武昌起义一举终结了在中国施行2131年的帝王专制，建立起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今天，中华民国自由地区（台澎金马）依然是亚洲自由民主的灯塔。毋庸讳言殖民者的杀戮和掠夺，但，两害相权取其轻，殖民统治是否好于原来的皇权专制？是否所有的殖民统治都是一丘之貉，仅仅意味着灾难和罪恶？印度独立后为何还呆在英联邦？天大地大，人权最大。殖民统治、侵略战争与任何统治和战争一样，评价它们应以结果为重：遭受过侵略、殖民统治的国家和地区，那里的民众生活得更好还是更糟，人权状况得到改善还是更加恶化？不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无法正确评价二战中盟军对日本、德国、意大利的入侵，也无法理解柬埔寨人为何感谢越南入侵柬埔寨共产党，以及香港人为何念念不忘1997之前的香港。为煽动狭隘的民族主义，党国史观将侵略、殖民统治贬斥得一无是处。在英、法租界生活过的国人恐怕难以苟同，他们一度享受着中国、乃至亚洲最讲法制、最和平安康的生活。如果香港一直由满清和中共统治，休说什么”东方之珠”，港人想避免土改、反右、大饥荒、文革的惨剧亦无可能。即便主观动机是追求财富而非传播自由民主，殖民统治在客观上也会破坏原有的统治秩序，建设一种与宗主国相仿的社会。伴随英国人闯荡世界的，除了先进的武器，还有这些武器得以产生的政治文明。在前英国殖民地或附属国早已独立的今天，现任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除了担任英国世袭国家元首、英联邦元首，还是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16国的国家元首，英联邦成员国包括全球5大洲的53个国家，这是世界各国对英国传播自由民主的历史功绩的认定和无言的感激。没有罗马帝国、古代日耳曼人对不列颠列岛的入侵，英语无从产生，日不落帝国的辉煌更无从谈起；没有战争就没有和平、正义的概念，没有对暴政的反抗，人类文明就失去了进步的阶梯。在战争的血泊和对正义的渴望中，人类社会逐渐确立自由民主的价值观，20世纪赢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冷战的胜利，民主力量第一次对极权专制取得压倒性的优势。1853年7月马休·佩里准将率美国东印度舰队4艘军舰打开日本国门，史称”黑船事件”。为感谢佩里打破幕府锁国政策，促使日本走上明治维新之路，日本人在佩里舰队登陆的横须贺市久里滨建立佩里公园和佩里登陆纪念碑，由前日本首相伊藤博文题写碑名：”北米合众国水师提督佩里上陆纪念碑”。佩里公园每年都要举行开国纪念活动（黑船祭），”入侵者”佩里在表演节目中以英雄和日本恩人的形象出现。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党国史观将捍卫满清锁国政策、抵抗”入侵者”的林则徐视为民族英雄！林则徐等辈，镇压民众起义、抵抗外敌都只是奉命行事、效忠朝廷，顶多是满清的忠臣和炮灰，如何担得起民族英雄四字？顾炎武区分亡国（政权覆亡）与亡天下（文化、伦理的灭亡）：”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吸食草民血汗的”肉食者”，与草民是截然对立的利益体。爱国就是不让政府伤害祖国。任何国家和民族，反抗暴政，为自由和人权作出重大牺牲或贡献，若武昌起义、建立民国的群雄，抗战中为国捐躯的张自忠、郝梦龄、王铭章，以及林昭、张志新、六四死难者等仁人志士，方可称得上民族英雄。林则徐和三元里抗英的神话从刘媪”梦与神遇”产下刘邦到中共亩产13万斤稻谷，哪里欠缺常识和新闻自由，哪里就盛产神话。党国史观炮制的林则徐和三元里抗英、主战派与投降派之争的神话，把历史当成小说，把小说当成历史，于意淫中达到爱国等于爱朝廷的高潮。本是外来入侵者的满清，定鼎中原之后以天朝上国自居，视天朝为世界中心，余者皆为蛮夷，无非剿、抚二策。满清君臣一致主张攻剿英夷或先剿后抚，”逆夷非不可抚，然必痛剿之后”，”若该夷自投死地，惟有痛加攻击，使其片板不留，一人不活，以伸天讨而快人心”。甚至战败之后，主战的奏折还在飞向紫禁城。都是揣摩圣意的”蛋黄派”，哪里有什么主动找死的投降派！1839年7月，九龙炮战拉开清英战争的序幕，英军仅4人受伤，林则徐竟奏称：”查夷人捞起尸首就近掩埋者，已有十七具……受伤者，尤不胜计。” 道光被忽悠得都不知自己姓啥了：”朕不虑卿等孟浪，但戒卿等畏葸。”夷狄如此不堪一击，还不赶紧大打、特打？9月17日穿鼻海战，英军零伤亡，击毁清军近 30艘战船，林则徐再次慌报军情：”夷人有数十人中炮，纷纷滚跌入海。”报喜不报忧是游戏规则的核心，作为满清官场少有的精英，林则徐及其属下尚且如此，其他人等可想而知。英国人因膝盖不能弯曲难以向清帝下跪的神话，让林则徐认定英军”一仆不能复起”，无法进行陆战，道光又被忽悠得”引颈东南，日盼捷音”：”该夷之所长在船炮，至舍舟登陆，则一无所能，正不妨偃旗息鼓，诱之登岸，督率弁兵，奋力痛剿”，”分路兜剿，务使该夷片帆不留”。唯一让道光担心的就是英军”闻风远遁”。林则徐后来承认：”第一要大炮得用，令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林则徐有所不知的是，光是”大炮得用”还不行。清英双方武器装备的差距并无后人想象的那么巨大，如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的吴淞口宝山炮台的近2百门大炮，不少装有炮车和简单的瞄准具，火炮质量令英军甚感惊讶。岂料战火一开，两江总督牛鉴等统兵官员就脚底抹油，”统军者惊奔，众无不溃矣”。50年后的清日战争（1894），满清陆军和北洋水师的装备超过日本海军和陆军（人均8发子弹），照样被打得全军覆没，屈辱求和。战争不仅是军事，更是教育、政治、全民素质、文化、科技等综合国力的较量。英国13世纪制定《自由大宪章》，确立”英国人生而自由”、”王在法下”和”无代表不纳税”的原则，1689年制定《权利法案》，实行君主立宪和军队国家化；法国1789年大革命颁布《人权宣言》，宣布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是天赋不可剥夺的人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古代与现代、奴隶与自由人的战争，不战则己，战则必败。三元里一场小得不能再小的战斗（英军阵亡4人）被吹为大捷，三元古庙1961年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5年列为广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后又被列为全国百家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1915年3月19日《申报》发表的短篇武侠小说《冯婉贞》，竟被中共当成真实的历史事件收入教科书：”本文记叙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北京圆明园附近谢庄人民反英斗争的故事。”清政府视英国为蛮狄，与英国要求国家平等、自由通商的矛盾，君主立宪的英国入侵、教训满清专制政权的战争，就这样被党国史观置换为中国民众与英国的矛盾和战争。19世纪的英国人和中国百姓可没有中共想的那么愚蠢。战争之前，英国人就在提醒本国政府，切不可与中国普通民众为敌。英军矛头直指清政府，与中国民众井水不犯河水，双方的贸易往来在在多有。满清官员痛心疾首：”粤民皆汉奸，粤兵皆贼党”，”洋兵攻城，居民多从壁上观”；扬威将军奕经反攻浙江大败而回，给道光皇帝的奏折称浙民皆为汉奸，无论男女，与畜生般的夷人站在一起，观战时谈笑风生，竟不知是何肺腑。最大的叛国者是、也只能是践踏人权、背叛国家为民众服务之宗旨的独裁者。鹰犬不顶用，奴隶主居然奢望畜牧的牲口（奴隶）为之卖命，这才真的叫不知是何肺腑！”奸民”、”奸商”为英军带路、与英军做生意，受损的是满清权贵的利益，何来汉奸之说？百姓长期被官府欺凌、压榨，稍有反抗即被血腥镇压，好不容易有外部势力（无论是外国人还是外星人）为他们出气，打得邪恶势力落花流水，当然乐得坐山观虎斗。天下兴亡、百姓皆苦，匹夫兴亡、国家无责，为民众服务的国家异化为权贵残害民众的工具，最大的爱国行为莫过于打击犯有叛国罪的专制势力。1860年英法联军进击北京，在香港和广东招募的2千多名搞运输的苦力，竟丢下本职工作，奋勇参战。有机会痛击平日里欺压民众的朝廷鹰犬，何其快哉！三元里抗英、民心可用、人民战争的神话不仅忽悠了道光，还忽悠了后来的咸丰、那拉氏（慈禧），直到2003年央视直播伊拉克战争，中共的军事专家仍在憧憬伊拉克老百姓跟美英联军拼命。满清对外战争，民众之所以不与外人为敌，是因为”我们”没有挨打，挨打的是活该被打、打了”我们”两千年、早死早好的皇权专制。1894年10月25日，日军进攻东北重镇九连城，清军闻风而逃，”当地居民箪食壶浆迎我（日军）王师，携来鸡和猪献给我军”。谭嗣同说：”西国仁义之师，恪遵公法，与君为仇，非与民为敌”，”若夫日本之胜，则以善仿效西国仁义之师。当日本去辽东时，民皆号泣从之，其明征也。”暴政以万民为刍狗，万民视暴政为寇仇：1942年河南大旱，汤恩伯（河南省政府主席）部贪赃枉法、勾结土匪、鱼肉乡亲，沦为”水旱蝗汤”的四害之一，造成 300万人活活饿死，”宁愿日军来烧杀，不愿汤军来驻扎”的民谣广为传唱。1944年4月，日军在灾区拿出军粮赈灾，河南百姓主动配合日军作战，在汤恩伯部败退时，举着猎枪、锄头四处截击，甚至枪杀、活埋部队官兵，数万国军束手就擒。民心就是一杆秤：同样是在河南，民国第四集团军省下军粮救灾，民众无不铭记在心，总司令孙蔚如回忆：豫西战役”十八日之激战中，输送军食、伤兵，皆人民自动为之”。火烧圆明园和八国联军1860年10月，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党国史观刻意歪曲、隐瞒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将圆明园遗址列入”全国百家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1858年”亚罗号事件”和修改条约引发”英法联军之役”（第二次鸦片战争），满清被迫签定包含”外国公使驻京”的《天津条约》。想到夷狄直入北京亲递国书，扒下皇威不可侵犯的皮内裤，咸丰帝杀心顿起。”礼”是皇权维持统治的核心制度，在信奉天下一统的天朝，皇帝为天下共主，皇恩浩荡，进贡、关税或可免却，藩属国的使臣觐见皇帝必须跪拜，没有这个耀武扬威、招摇撞骗的面子，动摇了”礼治”的根本，皇帝的里子都难保。因此，咸丰拼了老命、舍弃一切、被打成猪头三都要捍卫这个面子。俗话说”两国交兵，不斩来使”。1860年9月18日通州谈判，满清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扣押、监禁英国谈判使团一行39人，虐杀其中的21人，”被关在圆明园的俘虏双手被捆，整日下跪，3天水米未进，手腕处被皮绳勒得生出蛆虫。《泰晤士报》记者鲍尔比第4天死去，尸体在牢房里放置3天，后被扔到野地里，让野狗吃了；安德森中尉，手脚被勒得生出了蛆虫，他看着手上的蛆虫满身蔓延，精神错乱，大叫3天，死去；一位法国犯人，蛆虫进了他的嘴巴、耳朵、鼻子，也疯了……一个幸存者居然还在狱中数蛆来着，说，一天可繁殖1000只蛆虫……”10月7日，英法联军攻入北京，英国公使额尔金认为，是清政府而非其国民造成惨剧，火烧圆明园是”为严惩中国政府，即就人道而言，亦不能厚非”，惩罚”仅降在清文宗本身，与人民无关”，遂布告京城百姓：”任何人，无论贵贱，皆需为其愚蠢的欺诈行为受到惩戒，为责罚清帝不守前约及违反和约起见，决于九月初五日焚烧圆明园。所有种种违约行动，人民未参与其间，决不加以伤害，惟于清室政府，不能不惩罚之也。”刘晓波狱中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是对中共当局的严厉谴责，火烧圆明园则是对清政府背信弃义、践踏规则和人权的惩罚，蒙受耻辱的是野蛮愚昧的极权政府，绝非中国民众。战争有正邪之分：为自由而战，民众自当支持。清政府的对外战争，根源在于维护礼治和闭关锁国，民众当然乐得看笑话，乐得看统治势力的衰败。党国史观支持、同情清政权，将暴政与暴政下的民众混为一谈，潜台词是：暴政再黑暗、腐朽，只要是对外战争，民众都应当支持。2006年1月11日，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发表袁伟时《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义和团烧杀抢掠、敌视和肆意摧毁现代文明在前，八国联军进军在后”等颠覆党国史观的见解，轰动一时。国家（政权、政党）只是为人权服务的工具，国不知有民，民焉知有国？2010年9月，一篇题为《围观就是力量：一张八国联军老照片颠覆理念》的帖子在天涯、凯迪等人气网站引来疯狂”围观”：”一张珍藏在美国国家博物馆（史密森尼博物院）的老照片，记载了八国联军1900年8月14日攻入北京城的历史瞬间。这张照片显示，联军正在顺外城的下水道攻入城内。让人惊讶的是，当他们爬上岸时，京城百姓居然齐齐站在河沿，作围观状。”仅凯迪一个网站，类似”联军来了我带路”、”解放中国、杀尽贪官”的跟帖即高达70多页，网站不得不和谐掉主帖。这才是真正的民意、民心：非民众赋予的权力（选票政治），不可能为民所用；对贪污腐败、黑暗政治的愤恨，古今中西概莫能外。毛泽东的”军事天才”将熟读《资治通鉴》、从未受过军校培训的权谋大师毛泽东打造成”军事天才”，是党国史观愚民的重点项目，著名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本来是朱德的版权，也被归入到毛泽东的名下。既然”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1934年中共为何被”第五次围剿”打得狼狈逃窜（长征）？党国史观给出的解释是：”毛泽东已经离开红军的领导岗位”，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红军中占据了统治地位，拒不接受毛泽东的正确建议，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用所谓”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使红军完全陷于被动地位。事实上，1932年宁都会议毛泽东被解除军权后，中共仍然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1933年国军第五次围剿中共苏区，中共同样遵循前四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在给闽浙赣省委的指示中批评了单纯防御的思想，强调”消极的堵防的政策，不论军事上与政治上都是有害的。在军事上，在部队数量暂时我们还比敌人小得多的时候，分兵把口，实际上就是使我们在敌人的残酷的集中兵力的进攻面前解除自己的武装”。中共军委代主席项英要求：”应在敌人后方要道，发展井冈山时代游击袭击的精神、第四次战役的挺进成绩，来配合作战以及转变战局。”1934年1月，红军总政治部就开展游击队工作发出训令：”游击战争的开展，是主力红军在决定胜负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之一”，要求”对任何忽视游击队工作的倾向，坚决进行斗争”。共产国际同样非常注重运动战原则，1933年3月即电示中共：”应避免与敌人的大队人马做无益的冲突，采取诱敌深入，分散敌军，瓦解敌军，拖垮敌军的策略，以及最大限度地使用游击战的方法。”甚至王明也强调：”把中央苏区的红军和游击队从内防守的军事行动，与红军及游击队在蒋军后方和两翼方面实行广大的游击战和运动战配合起来。”（黄道炫《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军事策略考察》）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不是因为缺少毛泽东的指挥和子虚乌有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而是由于国军改变战术，稳扎稳打、构筑堡垒掩护突进，导致中共诱敌深入、游击战和运动战完全失效，”盖我军碉堡步步进逼，彼于运动战无机可觅，于是不得不改变方针，遍筑强固工事，与我作阵地战，阻我前进，以图苟沿其残喘，求最后之挣扎。”中共一线战将彭德怀、林彪对此深有体会，”很少有大的运动战给我们打的可能”。“四渡赤水出奇兵”更是笑话：1935年1月遵义会议毛泽东复出，急于证明自己，指挥土城战役，以弱攻强，伤亡高达4千多人，被迫一渡赤水；3月15日，毛泽东再次瞎指挥，不听林彪、聂荣臻、彭德怀的正确意见，执意进攻鲁班场的周浑元纵队，被打得屁滚尿流，”贺子珍、邓颖超这些老弱妇女也都要拿起枪来自卫，所以这一仗也败得特别惨”，被迫三渡赤水。与满清类似，中共把灾难当政绩，把失败当成胜利，其来有自！中共流窜到贫瘠、荒凉的陕北，生存和发展成为头等大事。1936年2月，毛泽东否决林彪向南、彭德怀向北的提议，坚持要向兵强马壮的阎锡山进攻，美其名曰”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3月8日兑九峪一战，晋军打得中共主力落花流水，全线败退；5月初，损兵折将的东征无功而返，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退回陕北。如毛泽东所言，真正拯救中共的是日本侵略者：”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我们现在还在山里，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剧了。”没有日本侵略，就没有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中共就不可能取得合法地位，一边消极抗日，一边招兵买马。毛泽东说西安事变把中共从陕北的牢狱中解放出来，确为喜极由衷之谈。”军队仅4万余人，根据地只剩下陕北一隅的中共，在抗战之后，奇迹般地创造出近百万正规军和220万武装民兵，大半个华北以及华中、华东的大部分地区都成了它的天下”。1946年4月国共东北四平会战，毛泽东不顾部队伤亡重大、难以补充、士气低落，一再电令林彪”死守四平”、”化四平街为马德里”、”寸土必争”；打到5 月18日，”中共以损失上万人的代价，被迫弃守四平街和本想立为自己’首都’的东北重镇长春市，仓促跨过松花江，撤至北满”。毛泽东的”军事天才”在韩战中表现得尤其充分：1950年11月，毛泽东连发4封电报，逼得9兵团在缺乏御寒衣物的情况下仓促入朝参战，试图一次性歼灭美军几个师，结果自己冻伤3万多人、冻死4千人。1951年1月26日，毛泽东否决彭德怀要求部队后撤、休整的正确提议，命令”我军必须立即准备发起第四次战役，其目的是消灭二至三万美军和伪军及占领大田－安东一线以北的地区”，准备不足的彭德怀被迫匆忙发动第四次战役，蒙受巨大的人员、领土损失。第四次战役1951年4月21日结束，彭德怀22日便在毛的要求下发起第五次战役。5月26日，毛泽东总算明白一次性歼灭数万美军是不可能的任务，在电报中转而要求彭德怀：”我军每一个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美、英、土军一个整营，至多两个整营，也就够了”，”过去我们打蒋介石的新一军、新六军、五军、十八军和桂系的第七军，就是经过这种小歼灭战到大歼灭战的过程的”。韩战中毛泽东的电报都必须禀报斯大林，5月29日斯大林给毛的回电充满讽刺意味：”拿蒋介石军队作类比，这是不能令人信服的，还没有任何根据可以认为，英美会像蒋介石那样愚蠢，使你们能够按照你们的选择每次歼灭敌一个整营地歼灭其军队。”1958年8月23日金门炮战爆发，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上口出狂言：”我们的要求是美军从台湾撤退，蒋军从金门、马祖撤退。你不撤我就打。”9月3日，毛泽东命令中央军委发出《对台湾和沿海蒋占岛屿军事斗争的指示》，要求”不主动攻击美军，若其入我领海领空，我坚决打击之”。话音未落，美海军于3日当天就在金门海域为民国海军护航，在韩战中学乖了的毛泽东，赶紧让厦门前线总指挥叶飞下令：”从4日零时开始，各炮群、岸炮群，须严格执行中央军委、毛主席的命令，不准打炮，敌人打我们也不准还击，也不准打冷炮，违犯者军法处置！”朝令夕改、自食其言，畏美军如虎，到了这般地步，以致于中共前线官兵和后来的军史作者都莫名其妙。“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毛泽东，在利用人性的弱点、整人、钻营权术这方面，确实是一等一的高手，其治国、军事方面的才能实在是惨不忍睹。袁腾飞评价毛泽东：”毛死了，1949以后，毛做得最正确的一件事就是毛自己死掉了。”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f8483440100c9oh.html ——《真秦始皇·智取六国》给我们的启示 文/宸之韬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书店看到了一部程步先生的著作《真秦始皇·智取六国》，特别是易中天教授还为之作了序言，让我有一读为快之欲望。 读罢全书，我真的为程步先生的“用另一种方法读史”的读史原则所折服，为程步先生的细心研究所激励，为程步先生的挑战勇气所感动。 从我们懂事时就被告知：秦始皇是一个十足的暴君。秦始皇统一中国，制定了一系列的制度和措施，功大于过，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其焚书坑儒、严刑峻法，虽有必要，但仍然是暴君无疑。 随着《真秦始皇·智取六国》作者的叙述，我们知道了： “孟姜女哭长城”只是一个民间传说，而且早于秦始皇300年，让秦始皇蒙受了不白之冤，却让我们加深了对秦始皇的憎恶；吕不韦组织编撰《吕氏春秋》是一件保护传统文化的好事，却让我们感觉到是一件遗臭万年的面子工程；吕不韦散尽家财，四方运作，还冒着被杀的危险，终于如愿以偿，辅佐秦庄王登基为王，并进一步辅佐秦始皇建立了强大的秦国，反而被人骂为是惟利是图的奸商…… 秦始皇统一中国杀伤少于历史上任何一次全面战争，对整个国家的生产力几乎没有太大的破坏；而秦末农民战争是毁灭性的，全国人口锐减70%。 秦始皇统一中国没有杀六国的王公大臣；而汉高祖刘邦灭秦之后，与项羽一起杀了秦王子婴，夷灭秦始皇宗室三族。 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功臣，都高官厚禄，善始善终；而汉高祖刘邦几乎杀光了开国功臣，夷灭了他们的宗族。 秦始皇对待战败的李信，不但没有处罚，反而在平定齐国的战役中让其带兵立功，重树威名；而司马迁的当朝皇帝汉武帝，因为将军王恢随机应变，没有冒险出击，就将其下狱处死。 秦始皇一生从未诛杀过将军和大臣；而汉武帝当朝宰相就杀过数位，还有将军、王子、公主。 秦始皇从未对直言的大臣加以处罚；而汉武帝因司马迁替战败的将军李陵仗义执言，就将其处以宫刑。 如此说来，秦始皇是一个大仁大义、宽容大度、知错就改、用人不疑、聪明机智、坚强忍耐、锲而不舍、有博大胸怀、有耐心和定力、有自知之明的千古一帝！ 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认为刘邦、汉武帝是暴君，而认定秦始皇是暴君呢？ 作者说得好：“如果司马迁将真实的秦始皇，不加修饰的书写进《史记》，汉武帝读到之后，会是个什么样的结果？忠心的臣子读到之后禀报上去，又会怎么样？毫无疑问，不仅司马迁会遭灭门之祸，其一生的心血《史记》也将会化为灰烬。” “司马迁不愧为文学史学双重高手，他知道在能力加入一点点零碎，就能在不改变历史史实的基础上，改变人们对人物，对事物的看法。于是，就有了前面提到的那些零碎，它们骗过了汉武帝，骗过了许许多多忠心的朝臣，《史记》这才得以获得汉代统治者的认可，一直流传到今天。” 这就是司马迁的良苦用心和泣血苦心，这就是《史记》带给我们的初步印象，这就是历史的故纸堆把我们误导到了一个死角。 司马迁是在拿报告文学的手法写历史，拿历史事件在写报告文学。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读《史记》甚至历史呢？这是我们非常关心的问题， 感谢作者总结出的“程步读史原则： 一、采信记载时间、地点、事件的文字，摈弃文学描写、心里描写和形容词。 二、谨慎对待人物对话：君王任何场合的说话，予以采信；公众人物之间、公正人物与百姓之间公开场合的对话，区别采信；公众人物隐秘场合的对话、百姓公开场合和隐秘场合的对话，不予采信。 三、研究史书上有的事情，还要特别留心研究史书上无的事情。” 有了这个原则，我们就能抛开过去脑海里固有的认识，研究历史人物和历史事迹，给秦始皇等历史人物一个客观公允的评价，这才是最有价值的。  联想到早先学术界关于袁崇焕对明朝有否贡献是否叛徒的争论，诸葛亮是否天才是否会用兵的辩论，司马相如是否爱情骗子是否劫财劫色的疑案，我们是否能用同样的方法去研究、去解读、去揭秘呢？ 我不是历史学家，只能提出自己的看法，也只能留待专家们去研究了。 但是程步先生“用另一种方法读史”的原则却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读史视角，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学习启示，对还原历史真相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正如易中天在《序言》里说的，“真正打动我的，是程步先生‘用另一种方法读史‘的主张。”“程步先生的结论是否成立，可以讨论。但他不盲从，则应该肯定。”“再说一遍，结论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思考。” 《真秦始皇·智取六国》值得我们一读。

http://cnhawk.org/archives/104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同盟国二次大战中国战区最高司令是蒋介石；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在内战中“恶贯满盈”的“中美合作所”在抗战中是盟军重要的情报机关。有几个中国人知道被影视作品塑造成恶魔的张灵甫是抗战名将，曾经在抗战中丢了一条腿；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抗战中唯一全歼日本师团的战役-万家岭大捷。有几个中国人知道歼敌13余万人的三次长沙会战；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被吹的神乎其神的平型关大捷是平型关战役的一部分，而平型关战役又是太原会战的一部分，没有国民党第二战区的配合，哪来的所谓“大捷”；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抗战中被日本人认为仅有的两次中国军队的勇猛程度要超过自己的战役之一的桂林保卫战（另一次为昆仑关战役日军第5师团被中央军第5军击败）；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随枣会战中士兵以血肉之躯与敌人坦克相搏斗，官兵竟攀登敌人的坦克之上，以手榴弹向车里投掷，作战之勇敢与牺牲之壮烈，笔难尽述；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抗战期间战线最长的会战－武汉会战。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在武汉曾经上演了一场规模仅次于英德伦敦空战的武汉空战，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宋美玲女士为鼓舞官兵士气五次赶赴武汉前线差点被日本人炸死； 七十年过去了，大家只知道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却不知道在他之前已有不少人提出过类似的理论，其中就包括蒋介石（31年）和蒋百里（36年），毛只是借鉴后加以改进（38年）； 七十年过去了，也许中国人从来就没有认真的想过为什么作为中流砥柱的领袖毛泽东在抗战期间除了一篇论持久战和几次讲话外几乎没有其他作为。他从来没有上过一次抗战前线，从来没有直接或间接的指挥过一场对日作战？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发出过这样的疑问：55年授衔的共和国将帅们都少有抗战的经历。而国民党高级将领几乎个个与小日本干过； 七十年过去了，在大陆的主流媒体和教科书上没有把抗日战争的所有战役完整的介绍过一次，甚至连起码的大事记也没有；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看过日本的投降书？难道就是因为上面写着大日本皇军向国民政府投降向蒋委员长投降之类的字眼？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8月15日对这个百年来饱受屈辱的国家意味着什么？ 七十年后的今天，大多中国人只知道平型关、百团大战，卢沟桥、台儿庄、再加上南京大屠杀，要知道这几场的作战都是中日战争中的次要作战，甚至连会战都谈不上。假如中国人自己都搞不懂抗日战争的历史的主流与重心，日本人当然也就乐得敷衍混过了。假如中国只靠「麻雀战争」、「地道战」、「地雷战」来对抗日本的大军，中国哪里会有出席开罗会议、发表波茨坦宣言、成为联合国创始四强、以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与资格； 国  殇 1937—1945年中日战争正面战场纪实 1931年至1945年的抗日战争，在正面战场上中国军队与日本人展开22次大型会战，1117次中型战役，38931次小型战斗。其中21名上将、73名中将、167名少将喋血殒身，往复冲杀肉搏成仁者82人，身陷绝境自戕蹈死者25人，身陷囹圄视死如归者14人。陆军阵亡、负伤、失踪3,211,419人，空军阵亡4,321 人，毁机2,468架，海军舰艇毁损殆尽，几近覆没…… 《国殇》将以40集（集 /30分钟）篇幅，展开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一幅真实的全景纪实，展现几十年来人为游离在视野之外那些可歌可涕的故事——抗日战争对中华这个民族而言，是一个壮烈的时代，也是个悲惨的时代。也许您错过了这个了不起的时代，但您可以在我们的纪录片中，看到您错过了什么？ 我们在2010年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之际，谨以《国殇》献给抗日战争牺牲的全体中国将士和那些不该被我们忘却的军人。 四十集大型历史纪录片《国殇1937—1945年中日战争正面战场纪实》分集梗概： 第一集：重返卢沟桥 自古以来，中国民间都肯定修桥铺路是做善事。没想到一座善意委婉的芦沟桥，竟然成为一场残酷战争的起点…… 第二集：人为刀俎 公元1842年8月，英国全权代表朴鼎查率领舰队在南京城外扬子江下锚，也就在这个时候中华民族走入了漫长的百年噩运…… 第三集：四十年长跑 慈禧和睦仁在人世间有共同的四十年光阴，让自己的国家随着世界的潮流现代化。可惜，这四十年长跑，中国输得很难看…… 第四集：枪杆子与政权 大清帝国覆亡了，东亚出现了第一个共和国。但这个国家的苦难岁月并没有结束，甚至治丝益棼，每下愈况…… 第五集：安内？攘外？ 1928年底，东北易帜南北统一，说起来，跟当年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有密切关系。假如张作霖还在世，历史就不会这么写了…… 第六集：焚风满楼 日本政府策动「分离满蒙运动」前后达28年之久，都没个结果，而关东军只花了六个月就搞定了。当时，踌躇满志的土肥原只不过是一个陆军大佐而已…… 第七集：乾坤一变 「西安事变」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场惊天动地的大事，它扭转了历史轨道，也促使政权之兴替。这一切的一切，开始只存于一个人的一念之间…… 第八集：最后关头 … Continue reading →

http://www.morningpost.com.cn/bjcb/html/2010-11/01/content_57105.htm 来源：人民网  　　【核心提示】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之后，人民日报-人民网，一个署名“郑青原”的文章横空出世，这是一个以前从未出现的新署名，人民日报-人民网连发了三篇他署名的文章，分别是《在大有作为的时代更加奋发有为》、《靠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赢得未来》、《沿着正确政治方向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一篇比一篇有分量，尤其是第三篇涉及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敏感问题文章，在人民网以大字头条挂了24小时以上，这也是前所未有的现象，这些都说明了以“郑青原”署名的文章的重要性，也暗示了“郑青原”这个署名的不一般，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好奇。 　　阅读人民日报- 人民网的读者都知道，评论是人民日报-人民网作为中央媒体绝对的优势，以往一些重要评论除了一些署名评论员文章外，以“任仲平”和“仲祖文”署名的最有来头，任仲平是人民日报集体评论的化称，国庆60年的一系列重要有影响的评论文章，都署名“任仲平”，他擅长对一些重大时事问题进行评论，具体执笔是人民日报的一对帅哥靓女。这类文章不仅逻辑严密，而且文采飞扬，深受读者喜爱。 　　《人民日报》的另外一个署名是“仲祖文”，据说是以中组部名义发的文章的代称，这是有些道理的，大凡涉及到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的一些问题的论述，皆是署名“仲祖文”，比如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创优争先，以及以前的一些活动的重要言论都是署名“仲祖文”，他没有一定的作者，只看重文章的重要性和思想的深刻性，以及观点的指导性，甚至一般网友作者的文章也有可能是署名“仲祖文”发表的。 　　可以看出这两个署名的政治地位后者比前者高，前者毕竟是人民日报评论部的，后者的发文可能要经中组部审稿。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之后，人民日报-人民网，一个署名“郑青原”的文章横空出世，这是一个以前从未出现的新署名，人民日报-人民网连发了三篇他署名的文章，分别是《在大有作为的时代更加奋发有为》、《靠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赢得未来》、《沿着正确政治方向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一篇比一篇有分量，尤其是第三篇涉及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敏感问题文章，在人民网以大字头条挂了24小时以上，这也是前所未有的现象，这些都说明了以“郑青原”署名的文章的重要性，也暗示了“郑青原”这个署名的不一般，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好奇。 　　《沿着正确政治方向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一文，是在十七届五中全会决议公报以后，一些人在会前高度期盼的政治体制改革有落差的情况下发表的。文章言简意赅，将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重大问题进行了全面阐述和澄清，文中明确了“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走什么样的政治发展道路，归根结底取决于这个国家最广大人民的意志，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具体国情和历史文化条件”；回顾了过去 30多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从未停歇，而是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不断推进，并取得了瞩目成就；反击了一些国外媒体指责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的论调，再一次提出了邓小平说过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三个”衡量标准；强调了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的“四个坚持”，特别强调西方模式不可在中国复制，政治体制改革不能脱离中国的国情和实际，更不能华而不实、空喊口号，坚定了循序渐进走自己的路的决心。 　　这些重大观点的提出和强调，显然不是一个人的能力能达到的，而且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和人民网的显要位置，也表明这篇文章既是贯彻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的宣讲文章，更是对今后一段时间内的政治体制改革定方向、定基调的作用号角文章，显示了其不一般的政治意义，大有对外界、对人们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进行正本清源之势，因此有网民根据《人民日报》的以往做法，把“郑青原”理解为“正本清源”的意思，引起了广泛关注，这也有道理。 　　但是从上述所列文章的观点内容分析来看，这种理解只看到了表面现象，笔者认为这是比“仲祖文”、“任仲平”更高级别的化名或谐音，这只能解释为，这个“郑青原”系列文章是政治局级别的舆论导向，他是中央政治局形成的观点，以适应媒体形式和其他的需要，化名署名，对全党进行的思想意识的澄清，统一意志的强调的鸿篇巨制。 　　（肖勇）

http://new.21ccom.net/articles/sxpl/pl/article_2010092319701.html 萧瀚：何为爱国者？ 　　1.每逢外交纠纷，必遇“爱国”争论。由于在中国当爱国者成本奇高，所以无成本的爱国者大多爱国不成反成贼，是为“爱国贼”。即便如此，如何爱国，怎样做个爱国者依然是个问题。 　　2.“爱国者”三个字，至少涉及三个重大问题，即何为“国”，延伸问题即何为“爱”，最后延伸至何为“者”。 　　3.所谓“国”，现代世界之国，是民族国家概念，包括国土、国民——由全体国民在一定土地上共同生活形成的利益共同体。 　　4.鉴于此，国家利益，就是全体国民的共同利益，这共同利益逻辑上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每个国民应有的最基本的生存与正当的发展利益，二是因每个国民应有的生存利益与发展利益互相作用而形成的，与每个国民正当利益唇齿相依的共同利益。 　　5.国民利益与国家利益相互依存、唇亡齿寒，但无论是生活还是逻辑上，都存在国民利益高于国家利益原则，这好比米仓的利益源于米的利益，无米则无米仓，并不存在抽象的离开了国民利益的国家利益。 　　6.现代自由民主宪政制度，作为源于西方的政体及其组织形式，是通过分立与制衡将公权力锁在合适范围内，既保证其发挥应该发挥的作用，又防止其作恶损害国民利益与国家利益，以达同时保障国民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双重目的。 　　7.以上述标准衡量中国，则会发现，中国存在着既不保护国民利益，也不保护国家利益的严重现象，有人既损害国民利益又损害国家利益，而且损害国民利益者通常以保护国家利益为理由，以国家利益的代言人自居。 　　8.中国现状是一种特殊的利益格局，即国民利益与国家利益为一方，与党权利益形成严重的利益对立，国民利益与国家利益因党权利益的存在而无法合一，党权利益成为牛郎和织女之间的银河。 　　9.党权利益由一部分享有特权的国民组成，他们剥夺其他国民应得利益而拥有远过应得的特殊利益，故而非国民利益，而是特权利益。他们集结在一个强大暴力机器的特殊共同体旗帜下，公然攫取并垄断政权，从而垄断其他资源，操纵国民与国家。 　　10.党权利益僭夺政权，使得国民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共同体关系被破坏，甚至达到这样的效果：表面上国民利益与国家利益势不两立，因为他们总是籍国家利益之名侵害国民利益。 　　11.党权利益既是国民利益之敌，也是国家利益之敌，它损害两者，达到非正义自肥的目的。 　　12.党权利益有时也会与国民利益、国家利益成为共同利益关系，即当国民极度贫穷无以抢劫，需以允许国民富裕为条件自保时；及当国家遭受极度外侮的生死存亡之际，唯保国家方以自保时。 　　13.国民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也会存在冲突的时候，此时宪政国家的通常做法，都是在保护国民应得利益前提下，以公平自愿的市场规则解决，如果解决不了，则以国民利益优先原则解决。只有在万不得已时，才可辅以经过严格程序限制的征收、征用法，充分补偿国民非自愿交换的部分。国民利益与国民利益之间的冲突，则以公正立法下的私法和独立的司法解决，以防国民之间的恃强凌弱。 　　14.解释了国家利益及其特性之后，以及与国民利益之间的关系之后，便清楚一个基本原理：维护正当的国民利益，本身即为国家利益的一部分。同时，维护国家利益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防止任何组织与个人打着国家利益旗号，损害国民利益和国家利益自肥，一切非正义的自肥行为均为损害国民利益和国家利益。 　　15.“当代中国，如何爱国？”这个问题需以上述分析为起点，方能澄清。内政是根，外交是叶，唯有宪政化的内政，才有可能让公权力呆在该呆的地方，人民才能得解放，而不是做奴才奴隶，如此才有公民、大国民、大国力。外交立足于内政，内政不堪，外交必败——200年内外交几乎不吃亏的俄国都没能例外。民强民富则国强国富，千古不易。 　　16.为此，当今中国，何为爱国？第一件事，就是尽可能地努力做个合格国民，所谓合格国民，就是尽可能地保护自己应得的利益，参与保护其他国民的正当利益，使之不受党权利益侵害，更不是向他们屈膝下跪。同时，还要尽可能搬掉党权利益这座大山，搬掉它，走自由民主宪政的道路，才能保护国民利益，并且使国家利益不被强奸，达到国民利益与国家利益和谐相处的结果。 　　17.那么在党权利益这障碍被解决掉之前，普通国民如何面对诸如“钓鱼岛事件”之类的外交纠纷？我以为，既要批评和抗议政府的不当应对，也可抗议日本的挑衅行径。但无论如何，前者远比后者重要，至于让游才游、不让游就没法游的游行，对阻止日本挑衅不会有太大作用——谁会很在乎敌对方奴隶主统一了口型的奴隶抗议？倒是更可能帮助党权利益转移矛盾。 　　18.“当今中国谁是爱国者？”——一切阻止党权利益侵害国民利益和国家利益的人都是爱国者，一切损害国民利益、增强党权利益的“爱国者”都是爱国不成反成贼的“爱国贼”。 　　19.因此，在中国，一切真正的爱国者，其言行必是反对党权利益侵害国民利益和国家利益的，都可能因此遭到党权迫害（已经有无数这样被迫害的真正爱国者），爱国成本极高，所以如果你想好了要爱国，那就做好付出代价的心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