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ly Archives: April 2010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daf0ea0100i51j.html 相似的命运,不同的结局——纪念林昭和柏杨   四十二年前的今天，北大学生林昭在上海提篮桥监狱被秘密枪杀。二年前的今天，台湾作家柏杨因病在医院逝世。两个因言获罪的“政治犯”，相似的命运，不同的结局，让我们后人唏嘘不已。在此，转发傅国涌老师和杨开亮老师写的文章，以此纪念两位先辈。                              读林昭十四万言书                               作者: 傅国涌   林昭（1932.12.16-1968.4.29），原名彭令昭，苏州人。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因公开支持北大学生张元勋的大字报而被划为右派。 1960年起以“反革命罪”被长期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1968年被秘密枪决。 　　1968年4月29日，不到36周岁的北大学生右派林昭在上海被秘密枪杀。两天后，公安上门向她母亲索取5分钱子弹费。1980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判决她无罪。1981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宣布给她平反。    40年后，面对林昭的牺牲，世人不仅佩服她的勇气、壮烈和决绝，更惊讶她的思想。在整个民族几乎都陷入盲从、迷信和狂热的时代，她没有停止独立思考，在狱中没有纸和笔的情况下，她以血为墨，以白床单为纸，写下了大量血书。现在，我们只能看到极不完整的一部分。 超越时代的思索    笔者有幸，读到了林昭在1963年写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长达14万言的信（现保存于林昭亲友手中，未刊稿）。她在其中提出的观点，她对时代和中国命运的思考，她使用的语言，都超越了同时代的人。她抛弃了当时无所不在的弥漫着火药味的斗争话语，找到了自己的话语方式，用自己的语言概括了那个时代。    她的批判不是破坏性的，而是建设性的。她的同伴黄政回忆，1962年林昭在谈到广大农村饿死人时，就说人民公社不合国情、不合情理，应当及早解散，在农村实行耕者有其田；对于“割资本主义尾巴”，她提出应当允许私人开业经营，主张私人办厂是她的罪名之一；她说要改变闭关锁国的政策，加强与世界的联系，包括引进外资，借外债加速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她还提出了地方自治等设想。这些今天有些已变成现实的想法，在当时的中国无疑是空谷足音。    她最终摆脱了简单的仇恨意识和你死我活的敌对思维：“我们反对什么，那是很清楚的，可是我们到底要建立什么呢？要把自由的概念化为蓝图而具体地按照它去建设生活，可不是一件简单轻易的事情，特别是要在这样一个广大分散痼疾深沉的国家里来建设它，就更其复杂艰巨！……只要生活中还有人被奴役，则除了被奴役者不得自由，那奴役他人者同样不得自由！然则身受着暴政奴役切肤之痛、再也不愿意作奴隶了的我们，是不是还要无视如此悲惨的教训，而把自己斗争的目的贬低到只是企望去作另一种形式的奴隶主呢？奴役，这是可以有时甚至还必需以暴力去摧毁的，但自由的性质决定了它不能够以暴力去建立，甚至都不能够以权力去建立！”    她在观念上找到了新的出路，对自由、生活、政治都有了全新的认识。她说：“高尚的目的根本不需要、更加不可能用卑鄙的方法去达成，只有卑鄙的目的才能够与卑鄙的方法相得益彰地‘配套成龙’。” 从右派到“反革命”    林昭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她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一步步走过来的，她也有过轻信、迷狂和个人崇拜，甚至不惜与家庭决裂。直到1957年之后，她才开始反省，开始追问，开始寻找，最终回归了良心，回归了人的本性，回归了生活本身。    1957年5月北大鸣放时，她并无右派言论，只是在张元勋等人遭到围攻时，挺身而出，说了几句公道话。她也参加了学生刊物《红楼》开除张元勋的签名。但终未能幸免于右派的命运。她在写给妹妹的信中说：“当我加冕成为‘右派’后，你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体会我的心情的，我认为我热爱党的程度是压倒一切的，没有任何事物可以与之相比拟。我不能忍受它对我的误解，而且误解得那样深。”    1958年7月，当右派同学刘发清痛苦得吃不下饭时，她开导说，自己一开始也是吃不下、睡不着，还自杀，现在想通了：“这不单是我个人的命运问题，北大划了多少个右派？全国有多少？”“反右斗争还在全国进行，它的性质、它的意义、它的后果、它对我们国家、对历史有什么影响？对我们自己有什么教训？我现在还搞不清楚。但我要认真思考，找寻答案。”    她不顾自己的处境，为大跃进等原因造成的大饥荒忧心如焚，和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右派一起办了油印刊物《星火》，坚持说出真相，并给领导人写信，试图以微弱的力量阻止悲剧的蔓延，终于以“反革命”罪被捕入狱。    她通往1968年4月29日的路，就此开始。 “我是个人”    自从1960年入狱，林昭就对自己的处境有着清醒的认识，她在这封长信中写道：“我很知道反抗者在我们的制度下意味着什么，而走反抗者的道路在我们的制度下又将遇到些什么。”对于自己的结局，她早有预感，做好了心理准备。1966年，她对前来探监的张元勋说：“顶多也就是死！他们杀机已定，哀求之与痛斥之，其结果完全相同！”1968年，当她被折磨得只剩下不到70磅，大咯血，最后一次被送进监狱医院时，对她怀有同情的医生悄悄说：“唉，你又何苦呢？” 她则轻声答以“宁为玉碎”。    她热爱生，但她只能作为一个人活着。她有个说法，祖先已从猴子变成人，“我这不肖子孙无论如何，断难再从人变为猴子”。    她不愿意任人摆布而苟全，也就是不愿意变成人家手里的一张牌。她曾对审讯者说过在狱中做的怪梦：“魔术家跳上跳下，不断对我挥舞着魔棍，并指着一个木框子叫道：‘进去，进去！变成我的一张牌——我正缺一张黑桃皇后！’但我叫得比他更响：‘我是个人，知道吧？不是谁手里的牌！黑桃皇后？！你就是让我当金花菜老K，我也不干！’”“我是个人”，这是她的底线，不容突破，不可妥协。她在忍无可忍、多少镣铐加身的情况下，对狱警发出的最严厉的责问也只是：“你们究竟是不是人！？是不是人生父母养的！？”    她说自己的思想和方法等都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东西，但她同时说：“我不曾理性地去考虑和制订它们：这与其说是由于政治上的幼稚和不成熟，毋宁说是由于青春时代刚毅热烈的气质！虽然这二者也许不可分开。过去对着人们我也不止一次坦然承认：这个青年反抗者所作的诸般战斗行动,大都源于直觉——感性，而不是源于理性。理性在我只不过是或用以检验、反省以至理解感性的决定罢了。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加深感性，然而绝对无法代替感性！”    这段自白是理解林昭最后的道路和抉择的一把钥匙。她从来无意于做政治家，也做不了那种政治家。她被秘密枪杀前，曾几次在狱中自杀未遂，其中一次是1964 年2月5日，因不堪凌辱，吞药皂求死，急救过来，狱方责怪她：“你也是搞政治的，怎就没有点儿政治家风度？”她回答：“可惜林昭不是政客”，“本来不懂啥子政治，到了被逼无奈闯进这滩不是人下的浑水，初志仍不过是凭着书生本色的一领青衫一腔热血。……要作个有‘风度’的‘政治家’，或者干脆地说：作个专门玩儿利害的冷酷的政客，自认不仅完全不是料坯，更毫无培养前途！” “我怎么能认错”    她致死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她的不认错，多位同学都提到，“反右以后，她死不认错，她是北大惟一不认错的”。入狱之后，“有人对她说：你只要承认一句自己错了，就可放你出去。她回答道：‘不，我没有错，决不向邪恶低头。”她母亲劝她“孩子，你就认个错吧，不然，他们会杀死你的”。她回答：“我怎么能认错！我没有错！”    她在信中自述：“林昭这份难移的该死的本性就是这样！——遇到外来的侵犯镇压之类，首先想到的永远只是反抗而不是其他什么！”“不怕你们把林昭磨成了粉，我的每一粒骨头渣儿都还只是一颗反抗的种子！”狱中人们都说她“有那么股子劲儿”，她自称这不过是“一股子书生气”，也就是她自己说的“感性”，这是她全部的力量源泉之一，本也是人身上最可宝贵的东西之一。 “有理都是林昭的”    1962年，林昭在保外就医期间为什么要给北大校长陆平写信？她在狱中为什么要一而再地给上海市长、给《人民日报》写信？不是因为她幻想会有什么结果，她解释说：“我确知我的呼喊不会有任何回声……然而林昭必须对自己的一切行为包括语言负责！有了这封给北大校长的信介于其中，将来编起文集来，从‘思想日记’到‘我们是无罪的！’，再到‘我呼吁，我控诉！’，这其间的一贯脉络就极其分明而一望可知，而且这年轻人完全占着个‘理’字！……没理都是你们的！有理都是林昭的。这个年轻反抗者不仅处在有利于占理的地位上，而且行事凡百皆先求得占理！理直则气壮！三人抬不过‘理’字儿！有理且能打得太公，况其余乎！”    她对审讯者说：“利害可以商榷，是非断难模糊！”“一切皆可引相对论，惟是与非断断不能二一添作五。”“是非之间绝无任何调和折衷的余地”。所以她只能选择向死而生。她骄傲地宣称自己作为反抗者所持的态度“相当光明磊落，甚至允称俯仰无愧！——可对世人，可质天日！” 回归人性    在 1957年以后的11年中，她之所以一步步地能在观念上攀得更高，走得更远，甚至把同时代其他人都甩在后面，关键还是因为她人性中最真实、最柔软、最美好的一面从来没有被磨灭，反而在严酷的现实中被激活、被唤醒，她向往人的生活的愿望，决定了不能苟且、不能屈从。加上她天性中就有的对自由的追求和她认死理的气质，这些合在一起，决定了她的命运。    … Continue reading →

http://news.ynet.com/view.jsp?oid=65147435 我们俨然正在迎接一个“人人都是精神病”的时代。去年，北大教授孙东东曾经施施然地对媒体表示：“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100% 吧，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在舆论强大的压力之下，孙教授不得不出面道歉。然而，尽管孙东东收回了自己的话，但先生言论之衣钵，却已然广布中国，继承及实践者日众。 　　南都网新近以“中国式精神病院：谁有精神病地方官员说了算？”为题，关注到“两起骇人听闻的发生在精神病院的新闻事件”。一起是河南漯河市农民因帮残疾邻居状告镇政府，被镇政府官员送进精神病院，且一关就是近七年。另一起是湖北十堰，两个市民因在上访现场拍照，被闪电送进精神病院。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河南漯河农民徐林东于4月25日终获出院。十堰事件中，市民彭宝泉、邓复华在精神病医院住了5天之后获准出院。吊诡的是，两地政府或警方对这三位上访者的病情诊断，均为“偏执性精神障碍”。正与孙东东教授的判断相一致。 　　我不太认同报道将这两起事件视为“发生在精神病院的新闻事件”的说法。严格地说，它只是发生在上访路上的新闻事件。那些企图走向救赎与公正的人们，在半途被劫了下来，被送进了精神病院。精神病院显然不是事件的发生地。当然除非还存在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在专门的精神病院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精神病院。因为只是在这里，为人们做精神鉴定的，不必是白衣天使，而是一些身着公权力外套的职业人士。 　　是不是有一所更大的精神病院，我们都身在其中？电影《飞越疯人院》的主题歌唱道：“我们活的这个世界就是疯人院/里面的疯子不知自己活在疯人院/你是否需要力量抵抗这疯人院/和我一起飞越这疯人院……”我们今天，是否有力量抵抗这“疯人院”？ 　　我们无法容忍像孙东东那样的“真话”，却又不得不默默见证一个个上访者被投进精神病院。不论是徐林东还是彭、邓两人，与其称为之“偏执性精神障碍”，不如说是上访型精神病患。他们显非第一例，肯定也不会是最后那一个。只要在地方权力看来，一切不能顺从或匍匐于权力之下的民众都需要被矫正，那么精神病就总是难免的，“人人都是精神病”的判断也就与这个时代如影随形。虽然我不知道，需要多少间精神病院，才能收治上访路上那些心怀怨怼、偏执而不顺从的民众。 　　请允许我引用一段过目不忘的论述。有论者撰文指出：米歇尔·福柯曾对精神病院以及精神病学的政治应用——“精神病学政治”或“政治精神病学”——给予了严厉的批评。福柯认为，精神病学从一开始就具有维护社会秩序的镇压功能，精神病院实际是具有医学外表的软禁之所，“禁止发疯如同禁止发言”，现代精神病治疗“把医学变成司法，把治疗变成镇压”。 　　我并不以“政治精神病学”来作为对今天中国一些地方权力的批评，但的确同样悲从中来。 　　“人人都是精神病”显然并非实情。作为一个笃定的事实，当越来越多的上访型精神病患者奇异地出现在我们这个时代，所表明的恰恰是一种权利意识的生发与崛起。因此应反思那些赋予精神病院以维稳目的或软禁手段的权力行为。或许，一种权力本位与人治意识，早已使他们优先地成为了他们所声称的那种“偏执性精神障碍”患者？我们宁愿相信，这样一些人，为数并不太多。我们也因此相信徐林东说的：我不怨恨政府，只是个别人所做的事违法，但他们不能代表政府。 　　徐林东哪怕是在“被精神病”近七年之后，仍然深怀着对于政府与大多数权力者的信任，实在让人感慨系之。这样的信任，不应被辜负。而与此同时，我们仍必须清醒的是，哪怕只有一个公民在“被精神病”着，则我们所有人仍然都被拘束着，得不到自由。正像列宁在读完俄国作家契诃夫描写沙皇时代精神病院的小说《第六病室》之后说的，“我有这样一种感觉，仿佛我自己也被关在第六病室里似的。” 　　除了这样的感同身受，我们将从哪里寻找力量，来抵抗这“疯人院”？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士）

【4月23日“世界读书日”】 为何会把世界阅读日定在4月23日？莎士比亚这位伟大的文学家便是于1616年4月23日逝世，除此之外，許多杰出的作家如Maurice Druon、K.Laxness、Vladimir Nabokov、JosepPla和Manuel Mejia Vallejo，都在4月23日出生或辞世，把4月23日定为世界阅读日可说是別具意义。 2009年，全国人均每天读书不足15分钟。只有5.6%的国民知道身边有阅读活动或阅读节，有74.4%的国民表示身边没有阅读活动或阅读节。赵丽宏曾经表示：我们的国民年平均读书的数量，只有欧美发达国家的几十分之一。而少有的阅读，也以《杜拉拉升职记》等功利性阅读为主。 全世界平均每年每人读书最多的民族是犹太人，为64 本；全世界平均每年每人读书最多的国家是前苏联，为55 本；美国现在正在开展平均每年每人读书达50 本的计划。而我国的九年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中规定，九年期间学生课外读书量要达到400 万字，如果每本书是 10 万字，就是九年读书量为40 本，平均每人每年读书不足 5 本。

毛泽东下令“九评”赫鲁晓夫的来龙去脉 从１９５８年的共同舰队事件，到１９５９年双方在北京的争吵，再到１９６０年苏联撤退专家、停止援助、撕毁合同，中苏关系已经走到了破裂的边缘。但是，无论是毛泽东，还是中共其他领导人，都未必想到要就此根本破裂两党关系。考虑到当时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中国经济处于空前严重的困难局面，毛泽东又退居二线，正在一线负责的中央领导人甚至未必会像毛泽东那样非得和赫鲁晓夫争个输赢不可。这也就使得１９６２年七千人大会召开、中共中央着手总结“大跃进”失误的教训时，存在着调整毛泽东激进的国内外政策的可能性。王稼祥关于缓和国际紧张关系，争取和平局面，对外援助应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的政策性建议，集中地反映了中共内部存在的要求从实际出发进行决策的强烈愿望。只可惜，中共还没有形成一种民主决策的有效机制，毛泽东不论在“二线”在“一线”，始终是党的最高领导人。他的意志决定着党的命运，因而也决定了中苏关系的最终走向。 毛泽东认定：赫鲁晓夫代表高薪阶层，与资产阶级差不多 　　１９６１年，是中国经济极端困难的年头。在这一年大部分时间里，中国方面为缓和中苏两国、两党关系做了相当的努力。苏联方面也开始部分地恢复了对中国国防方面和经济方面的援助，并且主动提出，愿意向中国转让先进的米格２１型歼击机的生产技术，愿意帮助中国解决一些粮食困难，比如通过贷款形式提供给中国１００万吨粮食和５０万吨古巴糖等。注意保持与苏联的团结，看来也是毛泽东所赞成的。他这时还特别表示过：“既已回头讲友谊，我们也要有一些措施。” 　　但是，在１９６１年，有两件事情对中国方面形成了较大的刺激。一是苏联与阿尔巴尼亚的国家关系急剧恶化，仅仅几个月时间，苏联不仅宣布停止经济援助，撤出阿海军基地和所有苏方人员，最后干脆宣布断绝了与阿的外交关系；一是苏共召开２２大，再度把矛头指向斯大林，并决定把斯大林遗体迁出列宁墓，同时开除了莫洛托夫等人的党籍。赫鲁晓夫还率领到会的数十个各国党的领导人，激烈地攻击了阿尔巴尼亚。 　　苏共２２大召开于１９６１年１０月１７日，北京选派周恩来和彭真代表中共中央出席这次大会，正如一些西方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证明北京没有预料到赫鲁晓夫先生会对阿尔巴尼亚发动猛烈进攻”。阿尔巴尼亚是在整个中苏争论期间唯一最坚定地支持中国，并为此受到围攻和压制的一个小党、小国。对于这样的“兄弟党”受到如此严厉的制裁，中国方面自然难以接受，不能不表示出极大的不满。而苏共２２大作出的其他一系列重要决定，包括把斯大林遗体迁出红场，开除莫洛托夫等人党籍，宣布苏联将从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发展成为全民国家，２０年内建成共产主义等等，也都让中国方面深感吃惊。对此，周恩来在请示了毛泽东之后，做出了强烈的反应。他不仅在１９日的大会致辞中明确表示反对在兄弟党的代表大会上攻击另一个兄弟党，更在２１日亲率代表团向斯大林墓敬献花圈，并于两天后、即２３日晚提前离会，启程回国，以示对赫鲁晓夫的不满。毛泽东亲率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全体中共高层领导人到北京机场迎接，对周恩来的行动表示了充分的肯定。 　　周恩来率团前往参加苏共２２大，本意是准备去莫斯科“强调团结，强调反帝”的。但事实上，毛泽东这时在内心里已经判定赫鲁晓夫是改不了啦。当赫鲁晓夫７月底突然抛出一个所谓“现代的《共产党宣言》”，宣称苏联将走向全民国家，毛泽东仿佛突然悟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过去，毛一直冥思苦想，始终弄不懂赫鲁晓夫现象产生的根源，而这时，他已经开始把赫鲁晓夫现象同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挂上钩了。他在９月份的一次会议上提出：现在的问题是，赫鲁晓夫到底代表什么阶层？代表高薪阶层。而他代表的阶层与帝国主义代表的阶层实际上是相同的。高薪对低薪，明明是不人道，因此反对他的人都是低薪的普通工人、农民。这个时候，毛泽东已经认定中共八大决议关于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提法不对，断言“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矛盾”。从这个观点出发，他很自然地把赫鲁晓夫现象同阶级斗争联系了起来。只是，由于理论上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他在这里还没有直接使用“阶级”这个字眼，但意思已经很清楚，即赫鲁晓夫的问题实际上是有社会根源的，即使暂时不叫阶级斗争，也同阶级斗争差不多。 　　出于维护好不容易重新恢复起来的中苏团结的目的，中共中央没有马上对苏共中央进行谴责。苏共２２大会后《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苏阿两党围绕这场争吵各执一辞的文章和信件，却没有做任何评论，就是一个证明。但是，毛泽东还是压抑不住他的失望与愤懑。在与苏共２２大开完后路过北京回国的亚洲国家共产党的领导人谈话时，他的态度明显地严厉起来。他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总书记艾地说：赫鲁晓夫这个人什么事都可以做出来，他每年总要搞一两次新花样，苏共２２大花样特别多。他指桑骂槐，明里骂阿尔巴尼亚，实际上是骂中国。现在，赫鲁晓夫、肯尼迪、铁托、尼赫鲁，都搞在一起了，东欧和西欧的共产党也都在点名骂我们了。我看赫鲁晓夫是一个反面教员。当胡志明问毛泽东团结局面万一因此被破坏怎样解决时，他生气地答复说：“怎样解决？你都没有办法，我有什么办法！” 　　不管中共中央的多数领导人如何考虑，苏共２２大之后，毛泽东显然已经开始断定苏共整个变成了修正主义。他明确讲：“马克思领导过巴黎公社，后来失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第一国际，后来分裂了。恩格斯又建立起了第二国际，这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但第二国际后来也变质了，变成修正主义伯恩斯坦主义的政党，那时，天好像要垮下来，但是，列宁同伯恩斯坦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打败了伯恩斯坦主义，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列宁建立了第三国际代替第二国际，并且在俄国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列宁的故乡苏联，出现了新的伯恩斯坦主义，苏共变为修正主义，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是否因此天就会垮下来呢？不会的。过去天就没有垮过嘛！今后也不会有天垮下来的事情发生。现在时代和过去不同了。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要革命，要反帝，苏共绝大多数党员和苏联人民也要革命，要社会主义。” 　　很难相信，在当时面对“大跃进”造成空前严重的经济困难面前，在发生了上千万农民饿死的惊人惨剧之后，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还会有毛泽东那样的革命雄心，要去公开向苏共挑战，把苏联推向自己的对立面。事实上，不论毛泽东在党内如何为全党干部打气，强调中苏团结的情况还是持续到了１９６２年。即使是毛泽东本人，在１９６２年１月３０日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的时候，当着全党七千名中高级干部的面，也仍然特别强调了向苏联学习的必要性。他一面继续大讲“各国的人民，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总是会革命的，总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面还是明确地说：“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无论什么时候，现在、将来，我们这一辈子，我们的子孙，都要向苏联学习，学习苏联的经验。不学习苏联，要犯错误。”（这段讲话在１９６６年向党内印发时毛泽东做了较大的修改，增加了大段批判的内容。如今许多人引用这段话时，往往不注意毛泽东后来所做的改动，把１９６６年他加上的诸如“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篡夺了”之类的话，都当成他１９６２年的讲话，这是不妥当的。事实上，毛泽东当年讲话时并没有这样的看法。否则我们就很难理解，王稼祥当时怎么会直截了当地向中央提出下述包括缓和中苏两党关系在内的一系列大胆建议来。） 中共元老之一王稼祥提出缓和对苏关系的建议 　　在中共召开七千人大会之后不久，苏共中央来信，也提出了不宜在国际场合进行不必要的争论和采取特殊立场的问题。中共中央立即表示响应，在复信中强调说：“我们的共同点是主要的”，“我们之间的分歧，毕竟是共产主义大家庭的内部问题”，表示赞成苏共中央关于召开兄弟党会议具体协商的办法。考虑到国内严重的经济困难，再加上美国扩大印支战争，蒋介石叫嚷“反攻大陆”，中印边境争端一触即发，身为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王稼祥深感缓和对苏关系的极端重要性，开始向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关于避免争论、求同存异的重要建议。 　　２月２７日，用王稼祥后来的话来说：“当时我觉得’内忧’够多了，而对’外患’的可能性，在我脑子中形成了一幅可怕的图画，于是乎我忧虑得不得了。”鉴于七千人大会提倡“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所以“抱着对党中央勇敢提意见的态度”，给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人写了一封信，明确提出，我们应当抓住团结和反分裂的旗帜，防止中苏之间的斗争直线地尖锐下去。在对外关系的其他方面，也都有必要采取缓和的方针，绝不能一味地采取毫不松动、一斗到底的策略，使争论愈闹愈大，关系愈弄愈僵，直至完全破裂。３月，他又进一步提出在支持别国革命问题上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他说：“我们应该支持别国的反帝斗争、民族独立和人民革命运动，但又必须根据自己的具体条件，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特别是在我国目前处在非常时期的条件下，更要谨慎从事，不要说过头，做过头，不要过分突出，不要乱开空头支票，开出的支票要留有余地，不要满打满算，在某些方面甚至需要适度收缩，预见到将来我们办不到的事，要预先讲明，以免被动。”必须考虑到中共已经有了国家政权，有了外交关系，中国的做法不能不受国际关系方面的约束。６月，他更进一步提出了争取国际和平环境的外交思想，主张坚持和平共处，绝不输出革命，反对说世界战争不可避免，主张支持世界各种和平运动，他同意在原则上说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要革命的，但强调“这并不是说，现在世界上大多数人民的觉悟已经很高，世界上到处存在着革命形势”。 　　很明显，这时在第一线负责领导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对王稼祥的建议是倾向于赞成的。因此，在７月份莫斯科召开的世界裁军大会上，中国代表团竟然采取了与以往不同的做法，既没有与苏联就全面彻底裁军可能与否的问题进行争论，也没有就中国被排斥在联合国之外因而不能承担任何裁军义务发表强硬声明，只是笼统地对大会关于全面裁军的呼吁表示了赞同。这种态度，立即得到了苏联方面的积极肯定。为此，在苏联影响下的世界和平理事会还特别提议授予中国代表团以金质奖章。 “大跃进”动摇了毛泽东威信　毛断言中国也有修正主义 　　１９６２年春，伴随着中苏分歧和严重经济困难等多种原因，爆发了新疆伊犁哈萨克斯坦自治州直属县市及所属干塔城地区少数民族边民集体逃亡事件，共有数万人逃往境外苏联一方。这一集体逃亡事件的发生，有着十分复杂的背景。与几乎同时发生在广东的大批难民外逃香港的情况相联系，不难想象它可能与当时国内的饥荒有关，但最主要的原因，显然在于当时伊犁地区存在着大量具有中苏双重国籍的少数民族边民，历史上又长期受到苏联影响这一特殊的情况。由于当时这些边民仍可来往于中苏之间，中苏之间严重的政治分歧和经济差距不免对他们产生影响，再加上有着苏联背景的少数人蓄意挑拨，就造成了这一严重事件。面对这种情况，中国方面虽仍表示不能让当前的事件破坏中苏的团结，但又越来越强烈地指责苏联特务的挑唆了。不久，中国外交部更明确要求苏联方面关闭他们驻新疆的各个领事馆，使中苏关系再度呈现紧张。 　　一方面是新疆少数民族受苏方挑唆集体逃亡，另方面一些欧洲国家的党这时又致信中共中央，尖锐批评中国党的路线和政策。这不能不进一步引起毛泽东的强烈反感。６月２１日他接见朝鲜劳动党代表时就公开断言：“修正主义不会改了。” 　　毛泽东批评苏共态度的升温，既与苏方的做法有关，也与他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思考的发展，和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认识的升级有关。 　　在七千人大会召开时，毛泽东就已经发觉党内对他发动的大跃进及其后果的认识存在分歧。刘少奇明确认为，当前的困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会后，他更进一步提出要把困难估计足，不要怕说漆黑一团。处在第一线的中央多数领导人，显然也都同意这样一种估计。正是注意到过去的政策和做法太“左”，在刘少奇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在当时的整个工作中注意贯彻了从实际出发和实事求是的精神。而从实际出发的结果，一些领导人开始主张在农村搞“包产到户”，在外交上搞缓和，在党内平反冤假错案，连彭德怀也写信要求平反，这自然极大地刺激了毛泽东。还在１９６１年９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就已经很不喜欢听人们老是谈大跃进的问题了，曾经很不耐烦地表示过：“错误就是那么一点，有什么了不得，人哪能不犯错误？人不犯错误，天诛地灭。”现在，他进一步思考：为什么包括刘少奇在内的一些人还总是揪住大跃进中的某些问题不放，甚至公开表示怀疑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呢？ 　　更为严重的是，毛泽东的无上权威地位也开始受到怀疑。七千人大会期间，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等中央领导人，都大讲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极端必要性，公开斥责过去不讲民主，压制批评，打击报复，过火斗争等种种不民主的作风。矛头所向，未必不含有对中共中央内部政治生活的责难。也正因为如此，彭真才会异常勇敢地在大会报告起草委员会会议上提出毛泽东的责任问题来。他说：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但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我想，该包括就得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如果毛主席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留下恶劣影响。对此，长期担任毛泽东政治秘书的陈伯达当场表示反对，称：彭真同志关于毛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都要毛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但彭真似乎并未被陈伯达吓倒，仍然坚持辩解说：关于毛主席的问题，要说清楚，我的意思只是说不要给人一种印象，别人都可以批评，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评，这不好。在两年多之前彭德怀等在庐山会议上向毛提了一些批评意见即被打倒的历史悲剧依然历历在目的情况下，彭真能够如此率直地讲话，可见当时党内要求民主的压力，确实达到了相当的程度。 　　不难想象，彭真的这番谈话在毛泽东心里的反响。同样不难想象，当意识到党内出现“离心”（偏离毛核心）倾向之后，毛泽东对国防部长林彪在大会上那番歌功颂德的赞歌是何等的欣赏。林彪当时在大会上是这样为毛泽东辩解的，他说：“三面红旗”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是人民的创造，是党的创造。当前出现的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的同志不能很好地体会毛主席的思想，说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实际上是走了样。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而我们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就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 　　毛泽东通常并不是很喜欢别人过分地阿谀奉承的。众所周知，建国前后，一些人不止一次地打算提出“毛泽东主义”，都被他制止了；他甚至不同意用自己的名字命名街道；在“文革”中“万岁”之声响彻云霄时，他对林彪“封”他的“四个伟大”感到“讨嫌”……但是，七千人大会这个时候的毛泽东，听到林彪这番再明显不过的恭维话，却感到很舒服。据说他当时就对担任总参谋长的罗瑞卿说：林彪同志的讲话水平很高，这样的讲话你们做得出来吗？ 　　毛泽东后来为何把林彪定为自己的接班人，并毫不留情地打倒彭真，想来与此不无关联。但最主要的是，七千人大会之后，自认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唯一正确代表的毛泽东，开始有了一种恐惧，怀疑中国也有出修正主义的可能了。而包括刘少奇在内的相当一批中共高级领导人，都被他纳入到警惕的视野之内，担心他们有变成“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的危险。 毛泽东对外对内都上到了阶级斗争这个纲的高度 　　１９６２年８月上旬，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开幕当天，毛泽东在发言中突然离开会议原定的内容，谈到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存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个问题。显而易见，在把赫鲁晓夫现象同阶级问题联系起来，把修正主义等同于资产阶级的情况下，毛泽东一直在思考着这样的问题，即像苏联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会产生修正主义？如果按照以往的理论，说社会主义社会是阶级和阶级斗争逐渐消亡的时期，那就很难说得通。毛泽东为此左思右想，这时已经基本上得出结论，即阶级残余是长期的，阶级斗争也是长期的，不是几十年，而是几百年。苏联出修正主义，国际根源是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迫，国内根源就是存在着资本主义的残余。 　　不过，出了修正主义，能不能说苏联已经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苏共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共产党了？这个问题毛泽东一时还难于回答。在９月举行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讲：“现在可以肯定，社会主义国家有阶级存在，阶级斗争肯定也存在”。既然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自然也就存在反动阶级复辟的可能性。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观点由此提了出来，说是不这样讲，我们这样的国家还会走向反面。 　　既然认定赫鲁晓夫已经是修正主义，认定修正主义是资产阶级残余在共产党内的表现，关系到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生死存亡，那么，在毛泽东看来，同赫鲁晓夫之流的斗争就必然是一种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把问题上到搞阶级斗争、搞革命这样的高度，任何容忍、迁就、缓和以及为了保持国家关系而采取守势的做法，都是自信已经掌握了革命主动权的毛泽东所不能接受的。 　　王稼祥之受到严厉批评，也就不可避免了。当毛泽东得知同样不赞成普遍裁军的北朝鲜党的领导人对中国在莫斯科裁军大会上的妥协态度提出异议，进而又得知世界和平理事会要授给中国代表团金质奖章，他当即表示了严重不满，并尖锐地批评了王稼祥提出的那些主张。 　　事实上，对赫鲁晓夫现象的理论分析已经不可避免地延伸到中共党内来了。在毛泽东看来，赫鲁晓夫现象的本质，是对外屈服于帝国主义，对内妥协于资产阶级，那么中国又何尝没有类似的问题呢？除了王稼祥在对外政策上的妥协主张外，七千人大会上对形势的悲观估计，对“三面红旗”的怀疑，以及相当一部分党员干部鼓吹“包产到户”等从集体化向单干倒退的主张，总之，一切可能不利于他观念中的革命方向的主张，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回潮。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干脆把这种“右倾机会主义”同“修正主义”划了等号。他尖锐地提出：“中国的右倾机会主义，看来改个名字好，叫做中国的修正主义。从北戴河到北京的两个月的会议，是两种性质的问题，一种是工作问题，一种是阶级斗争的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斗争的问题。工作问题也是与资产阶级思想斗争的问题，也是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斗争的问题。”本来是对工作问题的不同看法，一转眼，到毛泽东那里就成了大是大非的立场问题了。在毛泽东一言九鼎的时代，把立场问题的大帽子悬在那里，还有谁敢于表示不同意见呢？ 　　１９６２年１０月２０日，即八届十中全会刚刚结束不久，在中印两国围绕有争议地区持续发生严重武装冲突之后，毛泽东忍无可忍，下令实施自卫反击作战，将进占争议地区的印军全部赶了出去。尽管中国军队随后立即单方面停火，并主动撤出了有争议地区，东西欧几个国家的兄弟党却在自己的党代会上影射甚至直接批评中国党。在意大利共产党领袖陶里亚蒂在其党代会上公开指责中国党之后，《人民日报》受命开始发表一系列“批修”文章。毛泽东在接见日共中央领导人时特别表示，陶里亚蒂做了一件好事；如果他不公开攻击我们，我们就不好公开回答。现在是非回答不可了。 　　毛泽东这种急于应战的迫切心情，在１９６３年２月１５日他亲自审改《人民日报》社论《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时，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当时挥笔写道：“他们这次既然直接地向我们挑起了公开争论，我们有什么办法呢？难道还能如过去那样缄默不言吗？难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不行，不行，不行。我们一定要回答。”“只许老爷开腔，不许小的吭气，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是不行的。从古以来也没有这样一条被公众承认的不公平的法律。”在此之后，毛泽东开始公开批评中国代表团在世界裁军大会上的妥协做法，说１９６２年上半年一个短时期内，我们党内少数同志相当发了狂，主张“三和一少”，就是对帝国主义和气一点，对反动派和气一点，对修正主义和气一点，对亚非拉人民的革命斗争少援助一点。这是修正主义的路线，迁就了赫鲁晓夫，把我们自己搞得很狼狈。我们必须反对我们自己内部的修正主义，因为他们要“向资产阶级投降”。 毛泽东宣布：“我们现在转入了反攻”，要来一个大闹天宫 　　就在毛泽东准备全面反击的同时，又意外地出现了一段小小的插曲。 　　１９６３年２月２１日，苏共中央突然致信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议停止公开论战，并建议两党举行高级会议。２３日，毛泽东因感冒未愈，躺在床上接见了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他说：我刚刚看到你们中央给我的信，我们欢迎这封信，这封信态度好，但我有一点是不满意的，那就是赫鲁晓夫同志一面提出停止论战，一面自己继续论战，公开批评中国党。最近你们批评中国党的文章有四篇，赫鲁晓夫的就有两篇。我们从２０日起登你们这些文章，今天登完。明天恐怕要登法国、意大利的了。全世界九十几个党里头，有四十二个党公开骂我们。对于所有这些批评，我们都得回答，有来有往，中国古书上有两句话：“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你们可以骂人，我们也可以回骂。在这里，毛泽东固然也表示赞成休战，特别是对苏共的批评可以暂时挂上一笔帐，但他实际上并不认为这是个好办法。他尖锐地质问：是谁首先攻击我们的？是谁发动这四十几个党攻击我们的？是谁首先开始在一个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上攻击另一个共产党的？吵了这么几年可以休息一下，但真理愈辩愈明，为什么不可以都把对方的文章发表出来，“索性展开论战”？“索性展开有什么要紧哪！是不是天就要塌下来？我看不会。……草木还照样长，妇女照样生孩子，河里的鱼照样游。” 　　经过反复交涉，中共中央于５月６日决定接受苏方建议，派邓小平、彭真率团参加两党高级会谈。但是，在看到苏共中央３月３０日来信提出会谈需要讨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注意到苏方毫无改变态度的迹象之后，毛泽东再也压抑不住内心的愤怒了。他很快指示由康生负责，组织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作为对苏共中央这一来信的答复。对于这个文件，毛泽东从一开始就确定了两条方针，一是要公开发表，二是要锋芒毕露。也就是说，不仅要针锋相对，把牌全部打出去，而且要来一个“索性展开论战”，不做任何妥协的准备。当然，为了心里有数，并且言之有据，毛泽东还是尽可能事先了解了一些兄弟党的反应。在文件起草过程中，毛泽东分别向在京和路过北京的兄弟党有关人士征求了意见。由于这些人士大都是站在中国一边的共产党领导人，得到的意见也就大都是对中共中央的做法表示支持。比如，毛泽东问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你认为“是以软体（指措辞客气一些）对软体好，还是现在这样的形式好”？这位总书记立即很强硬地表示：“我不要软体动物，宁愿要这个。”就连北朝鲜的金日成也表示了大致相同的意见。略有不同的是需要求助于苏联的越南党的领导人，他们在无力劝阻中共的情况下，建议文章中还是应多加点糖，少放些辣椒为好。 　　６月１４日，锋芒毕露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一文公开发表，中心思想是强调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性与必要性，强调革命的不间断性和彻底性，反对赫鲁晓夫所主张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政策，反对说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彻底消灭阶级，形成所谓的“全民国家”和“全民党”。文章明确提出：我们把那些攻击我们的文章和言论在我们的报纸上发表了，你们为什么不把我们“毫无根据的攻击”你们的文章也在苏联统统公开发表出来呢？既然争论已经开始，“谁都没有权利单凭自己的意图，想发动攻击就发动攻击，想禁止对方答辩就下令’停止公开争论’。” 　　在此之前，中苏之间的分歧已经通过各国党的言论和文章，通过中国党的公开答辩，暴露于全世界舆论面前。中苏两党报刊上的影射文章也不在少数，只是尚未公开指名道姓地批判对方。面对毛泽东把中苏分歧全面公开的做法，苏联方面的反应可想而知。在６月１８日的苏共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气急败坏地严辞抨击毛泽东使中苏分歧“尖锐化到极点”，并拒绝接受中方的建议。全会不仅就即将举行的中苏两党会谈作出决定，要求苏方代表团必须坚持苏共２０大、２１大、２２大所确定的路线，而且决定以牙还牙，在更大的范围里公开批评中国党的路线。据中方统计，从７月１４日发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之后的不长时间里，仅苏联境内发表的指名攻击中国党的文章和材料就有３００篇之多。当然，中方发表的类似文章，数量也相当可观。 　　７月５日，由邓小平率领，包括彭真、康生在内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双方会谈一直持续到２０日。在这种气氛下的会谈结果可想而知。代表团于会谈结束后回国时，毛泽东再度亲率政治局主要领导人前往机场迎接。很明显，毛泽东并不在意会谈的结果，他明确指出：我们现在与苏联的分歧是敌对性质的矛盾了，只是我们还是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来解决罢了。 “九评”及苏方更大规模的文字讨伐，使两党冲突达到白热化 　　于是，整个中国大陆的上空开始不断地回响起著名播音员夏青那抑扬顿挫、令人亢奋的声音。中共中央从１９６３年９月６日这一天起，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陆续发表了针对苏共中央的系列论战文章，即所谓“九评”。大概所有那个时候已经成人的中国人，都曾经被夏青那充满魅力的播音和文章的煽动力莫名地激动过。他们绝不会想到，二十多年之后，曾经参加组织文章起草工作的邓小平会做出另外一种评价。他说：中苏之间当年的那场争论，“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为什么说是“空话”呢？因为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党都有自己的经历，情况千差万别，各国的事情一定要由各国人民自己去寻找道路，解决问题，各国党的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然而我们自己也犯了对人家随便指手划脚的错误。 … Continue reading →

史記 • 韓寒列傳 韓寒者，滬郊人也。身修七尺，貌俊神逸，性狂傲，不拘於俗。天朝三十四年，寒之誕時，天降異相，有善相人者言：必有文曲下界。眾哂之妄言。寒果天資聰穎，三歲，識字千餘，四歲能誦詩書。人奇之，曰：此子必成大器。其父聞之，欣欣然有喜色。後之學館，學百科知識。寒善屬文，惡理算。然學制不可偏廢，寒雖善文，亦獨木難支，學業坎坷。年十七，學府舉屬文大賽，天下年青才俊，爭相一試。寒以《管中窺人》，一舉奪魁。年十八，著書《三重門》，一時洛陽紙貴，華夏震驚。或曰，此王勃神童再世。亦有人言：“無他，乃當世之仲永耳，後必泯然眾人矣！”寒聞之，誓曰：“汝今哂餘，後汝等必悔之。”寒身雖單，然善奔走，滬府舉奔走大賽，令舉，寒狂奔，眾於後苦追，不及。寒獨佔鰲頭，嘻曰：“此吾所長，吾尚未盡力。”足見其有競技之資。後礙於算學，不能晉級，按制當與學弟複習之。寒羞，憤然曰，“此學制之弊，非吾之罪，吾不與也。”慨然退學，寒師言曰：“寒乃異數，乃曇花耳，眾不必效也！”寒既退學，專心屬文，著書立說，立論無數，聲名大振。或曰：“官府有言，為民僕也，怎奈惡奴欺主乎？”人對曰：“其為民僕？誑語耳，以欺民也，汝若以主居之，定和諧之。”民勿敢言，噤若寒蟬。或有愚民念及毛氏，曰：“毛帝在日，吾等雖貧，然亦無富者，此公平也。”寒既憐民苦，又怒其不覺，曰：“汝等無知，不知貧之根本，不公之源，乃專制之制，民不選官，官不畏民，遂釀此禍。如官為民選，民督其官，可也。觀今之天下，一黨丨執政之體，止存其八，多民不聊生。以此可見，此制民必貧，官必貪。救中華者，必以民丨主治國，優上劣下，方保民之利益。”為啟民智，寒遂於網間寫博文，倡民丨主，批專制，疾惡如仇，文風潑辣，嬉笑怒駡，切中時弊。民甚喜之，皆曰：寒之語，道吾等心聲耳。吾當力挺之。寒博觀者如潮，名列華文榜首。國之少年，視寒為已之榜樣，國之老者，視寒為國之未來。然文聯之御用文人，見寒勢起，護主心切，群起攻之。白燁者，制內文人，善評者也，以正統自居，撰文批寒，寒回文諷之，你言我語，一時網間硝煙四起，新舊思想，一試高下，眾皆挺韓，數合之後，燁見不能取勝，再論亦自取其辱，遂倉皇關博。寒曰：“作協乃馴化之地，汝等皆阿諛奉承之輩，官府豢養之徒，專飾太平之辭，乃鷹犬耳。吾若主之，即刻散之。”亦有文僚喉舌仇彥英，談歌者，聞此語，老羞成怒，與寒博客論戰，皆靡。寒曾戲曰：“凡邏輯者蓋二類，一曰邏輯，一曰中國邏輯。”諷權貴指鹿為馬，顛倒黑白也。後西方之國，設一擂，天下精英，比其影響幾何，票畢，寒名列榜首，國之重臣，王某、薄某皆名落孫山，舉世譁然。以此見寒為天下人所愛，不謬也。古語有之：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況世過時異，寒等有識之士，倡民丨主，啟民智，民心已覺，人心思變，如若堵之，潰之速也。果抗爭之事頻發，有民婦唐福珍者，為保已產，引火自焚，慨然赴死，可歌可泣。類似之事，難以計數，民皆怒於心中，……天朝七十年，變，民丨主之制立，多黨競爭，四年更替，皆民意決之。專制之禍永絕矣。人皆以寒功大，舉寒主政，寒曰：“吾乃散漫之人，不宜入仕，吾之私愛，賽車紅顏耳，汝等勿複再言。”遂偕眾友流連勾欄瓦肆，吟詩作賦，賽車玩犬，樂哉樂哉！太史公曰：因材施教，夫子倡之，然時過二千余載，尚勿行，悲夫！寒雖不精算學，然文采斐然，當揚其長， 五十五年，天朝興賽車之戲，駕之，風馳電掣，如駕雲騰霧，寒喜其激蕩，動人心魄，與已性相合，遂與之。輒奪魁，與人角而獲利。人曰：寒者，真乃競技之體也。天朝一代，民生多艱。初，毛氏專政，興運動，除異己，啟文革，毀文化，天下大亂，生靈塗炭。二十八年，毛氏崩，鄧公執政，廢毛氏之弊政，務生產，興經濟；開國門，引夷長技，民漸不為食憂。然變革止于經濟，於政無改，特權之層，官商丨勾結，為一已之利，中飽私囊，變革之果，多為其所掠，民苦之。天朝六十年，屋價高起，民以三代之資，尚無力購斗室居之；藥價高起，一人得疾，輒傾全家之產，無力醫之；學館之費高起，下等之家，無力供子之學。貧富分化，民怨聲載道。然權貴閉言路，拒忠諫，民有冤屈，無途訴之。偶有民負冤上丨訪，寄望于青天，所屬府吏阻之曰：“此非法也。”輒捕之。京師大學堂有孫東東者，放言曰“上丨訪之民皆瘋癲之徒。”此言出，訪丨民皆堵而抗之，東見激起民憤，大恐謝罪。 避其短，然世之學制，務求其全，以繩梅、病梅為業，可乎！寒有專長，著書立說，聲名大振，而時謂全才者，天下之多，何人成名耳，世人當慎思之。又寒文名雖顯，然所以立於青史者，當為民請命耳。萬馬齊喑之時，寒與有識之士，為民呐喊，呼民丨主，斥專制。置身於險境而不顧，此等大義，吾當慷慨歌之，今世之大治，民暢所欲言，皆寒等先行者之功也，世人當念之勿忘，吾亦思忖良久，作傳記之，以示後人。

而你们在怕什么？ 韩 寒 今天，在一些论坛上，我看见了福建马尾审判三个网友。说真的，我的确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于是，我就开始搜索。我先上了谷歌香港，结果就和我搜索胡萝卜和李子一样，页面再也无法打开；于是我上了百度，我只知道有三个网友，因为涉嫌诽谤，被抓了起来。那么他究竟诽谤谁了呢？诽谤了当地公安。我当时就想，这三个人完蛋了，诽谤了当地公安，再由当地法院审理，这审判结果岂不是他们都已经在当地饭店里谈好了？     本着公正的态度，我继续搜索这三个网友究竟是为什么诽谤了政府，但是线索到这里就断了。我先用了百度知道功能，百度表示不知道，当然，知道了也不会告诉你。于是，我使用了新浪爱问功能，结果爱问不问。最后，我大致知道了故事的内容。这其实是一个很典型的故事，为了防止出现文章过敏的情况，我一概隐去了人物姓名。     主人公突然死了，家属怀疑是被轮奸致死，提出尸检，尸检的结果是主人公自顾自病死，并非强奸致死。家属怀疑警方包庇罪犯，提出还要尸检，但是相关部门并不配合。家属的情绪很不稳定。三位维权人士听闻此事，以死者是被强奸至死的观点，将此事件做成了视频和文章，转发到国内外论坛。当地公安召开新闻发布会，强调死者是自然病死。随后，参与制作视频发帖等人被当地公安机关逮捕，其中主要负责的三人，二审被判有期徒刑一年到两年。     事情大致上就是这样的。就案情本身，关键是死者到底是怎么死的。这个我不知道，我也没有证据，所以无法站在维权者或者政府的任何一方说事。政府认为，只要他们宣布了，这就叫证据；维权者认为，只要他们调查了，这也是证据。这件事情我并不了解。在其他众多的维权事件中，政府一定全错么？不一定；维权者一定全对么？也不一定。但是为什么政府永远表现出全错的态势呢？     其实很多事情都是当地政府自己弄大的。如果他是真的自身突发疾病死亡，那么便让有公信力的地方来尸检，说服家属便是。很多网友说，政府亟需成立廉政公署，来树立公信力。我认为廉政公署没有用，香港很少发生腐败事件，其实并不是拥有了“廉政公署”这四个字，而是因为廉政公署是“独立的”这三个字。我认为，大陆现在的国情是不适合成立一个独立的类似廉政公署的机构的。如果一成立，然后来真的，那几乎所有公务员及其亲属都“嗖”一下不见了。     但是，大陆最最亟需成立的一个部门乃是独立的“尸检部”，这个尸检部必须拥有像廉政公署一样的独立性和公信力，必要的时候做到电视直播尸检。仔细回想中国近几年发生的公众事件，有多少是因为尸检而生。尸检部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部门，因为现在的尸检结果，无论是真的假的，老百姓都不相信。     排除这件事情，虽然我认为，很可能不少的尸检结果是正确的，但老百姓的怀疑也不是错误的。一个喜欢先定性再定罪的政府，其绝招也很容易被老百姓学去，所以说，我们要原谅老百姓动不动就认为自己的亲人是被人害死，而罪犯是被政府包庇了，尸检是被政府操纵了。因为在这个社会里，你不讲证据，那我也不讲证据；你不透明，我就猜测；我一猜测，你就说我诽谤；我再追究，你就说这是国家机密；我一闹大，你就……你就……你就反而省事了，什么事情都不用做了，自然会有相关部门通知新闻部门这事情不准报道。但是，这一切埋下的都是仇恨的种子。     所以说，对于地方政府，这事情其实一开始就很好解决：绝对公正的尸检。如果真的是病死，说服家属；如果真的是被杀的，捉拿凶手。退一步讲，这个事情完全可以放到台面上，公开的去说清楚，大家拿各自的证据来说事，但官方是从来不屑于这么做的，他们认为这样降低了他们的威信。而且我们的官方永远是一开口就置自己于不利，你从来看不到他们坦诚的用我们人类正常交流的语言说话的时刻，永远用没有人性的官腔去对抗老百姓的哭诉。听音乐的朋友都知道，唱腔是多么的重要，一个你讨厌的唱腔，唱什么歌都是错的。     现在，那位女孩子是怎么死的已经不重要了，更重要的是对那三位维权者的判决。至于诽谤罪，看来是非判不可了。类似的罪名不能从法律上去诠释，而是要从人情世故上去找结果。因为面子对于政府是很重要的，人家都关了你这么长时间了，尤其是因为这个理由，现在把你放出来，你法院是能得到喝彩，但是人家公安以后怎么混？都在一个县城里，抬头不见低头见，办公室不见桑拿见的，这见面了还怎么相处。其实这么多年，大家都误会了人民法院的意思，人民法院并不是指“属于人民的并为人民服务”的法院，而是指“只负责解决人民与人民之间的矛盾”的法院。     这三位替他人维权的网友，被判了一年到两年以后，很多网友认为，这件事情代表了“互联网的黑暗时期将要到来”，代表了“维权人士将要遭到打击报复”，代表了“网络的监督将要受到取缔和法办”，代表了“言论自由的彻底消失”。我认为其实这些都不是，小小的一个县城的公检法，你不能把人家想的那么深邃，其实这件事情只代表了一个意义，传达了一个讯息，那就是——让你见识见识我的厉害。     是的，让你见识见识我的厉害。我们见识了，我们都很害怕；但是我们也不知道，你们都在害怕些什么？

http://www.drunkpiano-liuyu.net/?p=554      如果让我选一部印象最深刻的纪录片，我会说《49 Up》。如果问我为什么，我会说因为它充分说明了现实比任何虚构作品都要更残酷。      确切地说，这不是一部纪录片，而是一系列纪录片。1964年，英国导演Michael Apted开始追拍14个人。这14个人中，有号称自己平时只读《金融时报》的Andrew，有说她根本不想认识任何有色人种的Suzy，有想研究月亮是怎么回事的Nick，有说“女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她们总是心不在焉”的John……那一年，他们只有7岁。      此后，每隔7年，Apted就重访一次这批人，跟踪他们的少年、青年、中年，到2005年第七次跟拍时，他们都已经49岁。下一次追拍节目将在2012年播出，届时他们将56岁。      Apted最早决定拍这个纪录片时，初衷是批判英国社会凝固化的阶级：富人的孩子还是富人，穷人的孩子还是穷人。40多年拍下来，这一点的确大致得到确证：象Andrew、John这样的富人孩子基本上一直没有偏离精英“传送带”，从富人区中小学到牛津剑桥，再进入律师媒体之类精英行业；而象 Simon、Jacky这样的底层孩子，从来没有、似乎也没有争取去突破头上的玻璃天花板，一路按部就班经历了辍学、早婚、多子、失业等底层命运。当然也有例外，Nick出生贫苦，但后来成了名校教授，可见命运的手掌里也有漏网之鱼。      但这个纪录片看下来，给人最大的冲击完全不是其政治内涵，而是——请允许我使用这个几乎成了陈词滥调的用语——生命的荒诞。片中的每一个人年少时，无论贫富，都意气风发充满幻想，都相信未来是圣诞老人藏在圣诞树下的那个礼物，会在打开的一刹那令人尖叫欢呼。      但是，圣诞老人始终没有出现。慢慢地，片中的男人开始挨个秃头，女人开始比赛发胖，关键是，他们的眼睛里再也没有了憧憬和幻想。梦想的浓雾散尽之后，裸露出来的是苍莽时间里有去无回的人。      有趣的是，这种微渺感在片中并不因阶层而异。精英阶层固然生活更舒适，但是社会对他们的期望值也更高，所以他们和梦想的相对距离，和底层与梦想的相对距离其实是一样的。Nick到35岁时沦为无家可归的人，在苏格兰荒凉的高原上游荡，镜头前的他明显表现出精神病症状，难以自控地晃动身体，低着头说：关键不是我喜欢干什么，而是我可能干什么。而精英出生的John，大约是这批人里最早慧的。早在14岁时就下定决心要从政，“取消工人罢工权，改用司法裁决”，当另一个孩子问他“那岂不是侵犯了工人的集会自由”时，他咄咄逼人地反驳：“你会把一个抢劫犯关进监狱称为侵犯了他的抢劫权吗？”后来他做了律师，但是始终没能如愿以偿地“进入议会”。40多岁时，他表情温和、脑袋半秃，微笑着说：我现在很喜欢园艺，要是以前你告诉我我会变得热衷花草，我肯定会觉得那是个笑话。      无家可归的Nick，和爱上园艺的John，一样让人心酸呢。      以前我写过一个网络小说《烟花》，讲的是一个“反高潮”的故事：从故事一开始女主人公就貌似会和某男配角发生一段轰轰烈烈的恋情，但是直到故事结束什么都没有发生。《49 Up》则是一个反高潮的纪录片，并以其反高潮的故事走向暴露着生活的本质。从1964年开始，观众就开始等待那些可爱的孩子会演绎精彩人生，等了40多年，终于等到14个天使慢慢变成了14个nobody。 阿甘的妈妈说：人生就象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也不会知道下一颗尝到的是什么滋味。阿甘的妈妈其实也可以说：人生就像一盒口香糖，嚼着嚼着都一样没有了味道。        这样说又似乎不公平。放弃了政治抱负转而热衷园艺的John，在这个过程中变得更柔和；无家可归的Nick在42岁之后竟然成功跻身地方政治，变得更积极。 这样的人性成长也可说是收获？事实上到影片最后，这14个人绝大多数都变得比年轻时更可爱，在时光的雕刻下，凿去狂妄，磨出温润。说到底，谁都终将被扔回时间的海底，在那里与其它鱼虾贝壳一同聆听无边寂静，而在这之前，我们能指望的，大约只是心灵成长，祈祷生的优雅可以抚慰它的渺小。   ————- 7岁的我刚上小学，学习好，很神气 7年前的我刚刚做了爸爸，手足无措， 想来生命真的很荒诞，我现在的人生完全不是我想要的，甚至是我曾经诅咒的，可这一切就是这样不可抗拒的发生了，而且让人无力改变。痛苦可能会被忙碌和辛劳掩盖，可时不时就会重现脑海，让人好一阵发呆。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b1a8860100j9kq.html?retcode=0 10日发生的波兰总统莱赫‧卡钦斯基及其随行的数十名政府高官们飞机失事事件成为最近人们关注的热点。初步调查显示，失事原因可能是由于恶劣的天气下机师强行降落造成的，而总统乘坐的图—154专机比较陈旧也成为调查的方向之一。人们在哀悼之时，不免深感困惑：一国首脑的专机何以如此不堪？难道波兰政府真的买不起一架好一点的飞机？ 波兰前外交部长洛特菲尔曾表示，波兰政府的专机机况很糟。据悉，此次坠毁的专机已经使用了26年，曾经好几次因为机械故障而停飞，去年才进行过大幅度翻修。长途飞行，比如从波兰飞往美国，中途至少要落地加油一次。尽管波兰政府就该不该将前苏联时代的专机换掉已经辩论了很多年，但因为政府财政拮据，专机更新的计划始终无法实现。 波兰政府的财政“拮据”到什么程度，居然无法为总统更换专机？资料显示，2009 年波兰国内生产总值（GDP）为13,418.807亿兹罗提，约合4,969.92亿美元（1美元约合2.7兹罗提）。2009年底，波兰人口数为 3,810.1万人，也就是说，波兰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3,044美元，其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18位。而根据中国官方数据，同期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335,353亿元人民币，约合49,315亿美元（1美元约合6.8人民币）。截至2009年底，中国总人口为13亿 3千474万人，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为3,793美元。由此可见，波兰的发达程度远远高于中国，甚至在东欧国家也是佼佼者。 目前大陆的收入分配主体为政府、企业、居民，现有分配比例为 33：30：37，而发达国家这一比例通常是13：27：60。也就是说，在发达国家，老百姓应占收入分配的最高比率。波兰政府如果按照大陆的收入分配比例，每年33%的国内生产总值会属于政府所有，换言之，波兰政府每年应该有1,640亿美元的收入，买一架2亿美元左右的波音747应该不是什么难事。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根据波兰统计局近期公布的统计显示，前3个季度波兰公民人均月收入3,077兹罗提（约合1,139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4.4%，并且波兰内生产总值的1/3来自个人消费。此外，波兰不仅实行全民免费教育，而且实行全民免费医疗。也就是说，波兰政府将所得收入都还给了人民，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政府要员几次提议更换专机，都被以同样的理由拒绝：政府缺乏足够的经费。也是，有议会在监督这政府，有谁敢乱花钱呢？！ 生活在这样“以民为先”政府下的波兰人民，该是何等的幸福啊！反观大陆，尽管绝大部份老百姓的生活有了改善，但仍有一到二亿的贫困人口，缺吃少穿。而且中国现在的房价高的离谱，许多人没有医疗保险，教育费用也逐年递增，工作更是一年比一年难找；在这诸多的压力下，中国人活的相当的辛苦。 中国各级老板行政成本过高的问题一直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2008年，曾有学者提出了三个3千亿的说法… 大陆的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远远超过美国、法国、日本等国家。而对百姓的回馈则是逐年递减。比如对于教育的投资，2000年前大陆只有3%，2000年后才慢慢增加到3.8%，与我们的邻居印度的6%相差了不少，更不用说达到发达国家如德国的8%了。 大概正是波兰政府和总统的如此节俭，才让无数波兰人痛哭失声。不是有这么一句话么：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就是老百姓。一个不爱民的政府注定不会被民爱，一个不爱民的领导人也注定无法赢得老百姓的真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