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ly Archives: October 2010

1900年，中国的庚子义和团运动引致八国联军武力干涉。1901年9月7日上午，清廷全权代表奕匡力和李鸿章与11国代表，在最后协定书上签字，签下了将中华民族推入苦难的《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第六款议定，清政府赔偿俄、德、法、英、美、日、意、奥八国及比、荷、西、葡、瑞典和挪威六“受害国”的军费、损失费等款项本息合计 982238150两白银，由1902年起至1940年止，分39年还清，以海关、常关及盐政各进款作抵押，按照条约所列办法及汇率，折合各国货币偿付，是为“庚子赔款”。其中俄国以出兵满洲，需费最多，故所得额最大，为1亿3037多万两。中国当时的人口大约45000多万人，庚子赔款每个中国人被摊派大约一两银子。庚子赔款，超过以前所有赔款之总和，至此，中国财政、经济全面破产。近代中国向帝国主义国家总共支付的战争“赔款”为16亿多两白银。在所有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中，日本掠夺中国的财产最多。 1901年签定的《辛丑条约》中规定，清政府向西方八国共赔款白银4亿5千万两，美国应得到其中的3200多万两，折合美金2400多万元。 1906年3月6日，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在白宫向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建议，用清朝政府的“庚子赔款”在中国兴学和资助中国学生来美国留学。在明恩溥等人推动之下，罗斯福总统向国会提出赞助中国教育的谘文，1908年5月25日由国会通过。 1908年，美国正式宣布退还“庚子赔款”的半数，计1160余万美元给中国，作为资助留美学生之用。为了开展派遣留美学生工作，清朝政府于1911年在北京开设了清华留美预备学校，1924年改名为“清华大学”。 1924 年，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将其余的庚子赔款用于中国，成立“中国文教促进基金会”（或称“中国基金会”），掌管的金额为1254.5万美金，北洋政府任命了由10名中国人和5名美国人组成的托管董事会。其中的相当部分金额以奖学金的方式提供给清华大学。由于这样的一种特殊的经费来源和运作模式，清华从创建伊始，在诸多方面就已经具备了自己的一些特别的优势和办学条件，也因此而有别于国内的其他大学。这样的环境也给了梅贻琦治校在客观上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和提供了必要的办学条件。国外的历史学家评论道：“清华其成功的一大秘诀是，当其他院校求助于军阀政权不稳定的施舍时，清华的年度预算是有保障的。”⑷这种观点虽暗含夸大美国所起的作用之意，但基本还是公允的。 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清华人”几近三分之一。1949年掌管“清华基金”的杰出教育家梅贻琦先生到台湾后，又利用这笔款项创办了新竹清华大学。 由于清华的经费来源较为充裕，使其办学亦有相当的自主性，这些条件又对治校方面自然产生一些影响，促进了清华在学校的管理制度方面和运行机制上逐渐地形成一套独立的、具有清华自身特点的东西，并由此产生了一些特殊的体制和风格，乃至后来清华校风与学风的逐步形成，都与此有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而这种特征较明显的反映出来的一个例证，即是20－30年代初期，清华大学出现的几次大规模的学校风潮。其中，清华校长多次易人，竟有十几任之多，甚至出现清华几年没有校长，由校务会议维持的尴尬局面。 “ 磨洋工”一词，一般指干活磨磨蹭蹭，或消极怠工。其实，最初人们说“磨洋工”并不包括这种意思。它本是建筑工程中的一道工序。原来，我国旧式房屋建筑，其考究者要求“磨砖对缝”。磨工，就是对砖墙的表面进行打磨，使之平整、光滑、美观。1917年至1921年，美国用清政府的庚子赔款在北京建协和医院和协和医学院。其建筑质量要求很高，外观上采用了中国传统的“磨砖对缝”。即磨工技术。由于这项工程是由外国人出资、设计、监督建造，中国人称为“洋工”。协和医院主楼14座，又是高层建筑，“磨工”工作浩繁而缓慢。当时参加建筑工程的许多工人就把这一工序改称为“磨洋工”，久之便演变成今天的这种意思。 美国用心良苦的教育计划，成效卓然。考取庚子赔款(胡适是第二批)而留美的中国学生，在后来的几十年间成了中国学术界最闪亮的明星，而他们的言传身教，又深深地影响了后来者。 到了30年代，美国已超过日本，成为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而同时，美国人在中国建立了12所教会大学，这其中包括赫赫有名的燕京大学。教会医院则出现了协和医院，洛克菲勒基金会则资助了中国学者们的农村调查与考古行动。 美国用腐朽的清王朝的“庚子赔款”的一小部分用来建造协和医院，以显示对中国人的“仁慈和恩惠”。协和医院的原址本是明朝嘉靖、万历年间的一个皇亲国戚的宅邸，后来成为清王朝的一个帅府。 未曾想到，当美国殖民者用先进的施工设备破土动工时，却意外地从地下几米处发现了大批的金银财宝。这些金银财宝的价值，足可以盖好几个“协和”呢。美国人又发了一笔横财！但是，由于房地产权已划归美国人所有，旧中国的官员只能捶胸顿足，眼看着大量的黄金白银外流！后来，美国政府由于战争，经济一度拮据，便把这个医院转手处理给了美国的石油大王—-罗克菲尔石油财团。从此，“协和”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外国私人医院。 1926年初，英国国会通过退还中国庚子赔款议案（退款用于向英国选派留学生等教育项目），即派斯科塞尔来 华制定该款使用细则。当时，胡适是“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中方顾问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苏俄政府宣布放弃帝俄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包括退还庚子赔款中尚未付给的部分。俄国人在中国的特权也将取消,而所有这些的交换条件只有一个：北洋政府承认新生的苏维埃政权。1924年5月，两国签订《中俄协定》，其中规定退款用途，除偿付中国政府业经以俄款为抵押品的各项债务外，余数全用于中国教育事业，由中苏两国派员合组一基金委员会（俄国退还庚子赔款委员会）负责处理。 法国庚款退还余额总数为39.158万余法郎，折合美金为7.555万余元。此项余额总数，按照协定自1924年l2 月1日起，至1947年止。逐年继续垫借中法实业银行，作为该行发行五厘美金公元担保。而中法实业银行即以此项美金债权，充作四项费用之用：1．换回远东债权人所持之无利债券；2．办理中法间教育及慈善事业；3．代缴中国政府未缴清之股本余额；4．拨还中国政府所欠中法实业银行贷款。 1920 年初，李石曾与蔡元培、吴敬恒，利用庚子赔款，创办中法大学于北京。先生任董事长，蔡元培任校长。同年冬，蔡元培与先生再度赴法，与法国里昂市长赫礼欧 (Herriot)，里昂大学医学院院长雷宾(Lepine)等，合作设立里昂中法大学协会，决定在里昂成立中法大学。 最后说一句，在美国的带领下各国纷纷退还赔款,用于中国教育和文化交流事业，唯有日本一分未还。

http://news.163.com/10/1025/14/6JRLBCD800014JB5.html 2010-10-25 14:24:14　来源: 新华网(广州)　 手机看新闻 新华网10月25日报道 刘晓波因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此案已于今年2月终审，正在逐渐淡出公众的视线。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将今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接着，有境外媒体称刘晓波被判刑是“因言获罪”，似乎认为刘晓波的言行属于公民言论自由的范围，法院不应对他定罪判刑。这种说法有道理吗？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与言论自由的界限在哪里呢？带着这些疑问，记者走访了著名刑法学家高铭暄教授。 高铭暄教授认为，要讨论刘晓波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应该先搞清楚刘晓波实施了哪些行为。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一致认定的事实看，刘晓波的行为有两项：其一，2005年10月至2007年8月，刘晓波撰写并在互联网“观察”、“BBC中文网”等网站发表《中共的独裁爱国主义》、《通过改变社会来改变政权》、《独裁崛起对世界民主化的负面效应》等多篇文章，多次煽动推翻中国的现政权；其二，2008年9月至12月，刘晓波伙同他人撰写了题为《零八宪章》的文章，提出“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等多项煽动性主张，并伙同他人在征集了三百余人的签名后，将《零八宪章》及签名发给境外网站，在“民主中国”、“独立中文笔会”等网站上发表。这两项行为都是撰写和发表文章的事实，刘晓波本人在法庭上是承认的。只不过，刘晓波辩解说没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而只是发表了一些批评性的言论。 需要讨论的是，刘晓波撰写和发表文章的内容，究竟是一般的“批评性言论”，还是具备颠覆国家政权的犯罪性质？高铭暄教授认为，从刘晓波言论的字面含义，即可直观地判断其具有推翻我国国家政权和现行社会制度的动机和目的。例如，刘晓波说“中共独裁政权祸国殃民”，要求“改变政权”、“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等等，明明白白传递了煽动民众起来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我国现行合法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信息。又如，刘晓波说：“自由中国的出现，与其寄希望于统治者的新政 ，远不如寄希望于民间新力量的不断扩张”。这也充分地暴露了他煽动所谓的“新力量”来推翻政权的目的。这些言论，已经脱离了一般的批评性言论的范畴，属于具有现实社会危害性的行为。 说到这里，记者还有一个疑问没有解开：凡是发表不利于现政权稳定的煽动性言论的，都需要刑法加以调整吗？如果这样的话，会不会影响公民行使言论自由的权利呢？高铭暄教授认为，任何国家刑法都讲究刑罚适用的审慎原则，动用刑法手段打击和制止煽动危害国家安全的言论是有条件的。我国刑法也不例外。从我国刑法第一百零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和司法实践情况看，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行为，须具有两个基本条件：第一，该行为必须是以造谣、诽谤或者以其他方式实施的。刘晓波的行为正是造谣、诽谤、污蔑等方式的极端表现形式。例如，刘晓波在《零八宪章》中说：“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 ，名义上是人民共和国 ，实质上是党天下。”还说：“在当今世界的所有大国中，唯独中国还处在威权主义的政治生态中，并由此造成连绵不断的人权灾难和社会危机。”这些显然属于造谣、诽谤、污蔑。第二，该行为必须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审判实践告诉我们，并非所有的以造谣、诽谤为手段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都需要动用刑罚手段，其中区分罪与非罪的标准是看某种煽动行为有无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这一标准就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与一般的煽动性言论之间的实质界限。正确把握这个“实质界限”，也就解决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与言论自由的界限。就刘晓波案而言，以下几个因素值得注意：首先，刘晓波利用互联网传递信息快、传播范围广、社会影响大、公众关注度高的特点，长时间、系统性地在互联网上发表的一连串文章，赤裸裸地对我国现政权进行诽谤、污蔑，其推翻现政权的故意是显而易见的。其次，刘晓波组织或者诱劝他人参加签名，致使其煽动言论被广泛连接、转载、浏览，境外反华势力利用刘的言行向我国发难，事实上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和后果。再次，刘晓波长期从事煽动颠覆活动，1991年1月因犯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免予刑事处分（当时刘晓波痛哭流涕表示认罪服法获得法院宽大处理）；1996年9月又因扰乱社会秩序被决定劳动教养3年。这三个因素，反映了刘晓波的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且表明其人身危险性（即再次犯罪的可能性）极大，到了不动用刑罚手段不可的地步。同时，刘晓波撰写并在互联网上发表煽动性文章，并且征集他人签名，已经不是言论问题了，而是实施了刑法禁止的“行为”。可见，西方媒体所谓“因言获罪”之说，是不了解刘晓波的判决而作出的想“当然”评论。 高铭暄教授还向记者介绍，以言辞为表现形式的犯罪行为，几乎在世界各个国家的法律和有关国际公约中均有规定。“言论自由”在任何国家都是有限度的。比如，《美国法典》第115章第2383条、2385条规定，对煽动、实施、协助或进行叛乱或造反以反对美国当局或其法律的行为；蓄意或故意鼓吹、煽动、劝说或讲授理应、必须、值得或宜于以武力或暴乱或通过暗杀政府官员的方式，推翻或摧毁美国政府或任何州、领地、特区或占领地政府，或任何下级政治机构或政府的行为，判处刑罚。英国《1351年叛国法令》规定图谋废除女皇或发表煽动上述意图行为违法。德国刑法第90条b规定了针对宪法机构实施敌对宪法的诋毁犯罪。意大利刑法第342条规定了侮辱政治、行政或者司法机构犯罪。加拿大《刑事犯罪法典》第61条规定，发表煽动性语言文字、参与煽动性的活动构成犯罪。澳大利亚法律规定鼓吹、煽动推翻联邦宪法或政府的行为违法。新加坡刑法第505条规定了煽动实施反政府或者反公共安定秩序的犯罪等。又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0条规定，鼓吹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的，应以法律加以禁止。《美洲人权公约》第13条规定，思想和表达自由不能突破保护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公共卫生或者道德等界限。《欧洲理事会反对恐怖主义公约》第5条规定，各缔约方应采取必要措施，将非法和故意公开挑动实施恐怖主义犯罪的行为作为国内法下的犯罪加以惩治。 高铭暄教授还介绍，在西方国家以煽动治罪的案件时有发生。美国在上个世纪就先后审理了申克邮寄反征兵传单，煽动军人反抗服役案；艾布拉姆斯印制、张贴反对美国出兵的传单，呼吁军火业工人进行总罢工案；Leon Mack煽动反对警察案等。在美国发表威胁他人乃至国家领导人的言论也会涉嫌犯罪。据英国《独立报》报道，美国一名28岁的男子在一个网站上发表了一首题为《狙击手》的诗，描述射杀了一名“暴君”的情景，影射刺杀美国总统。尽管诗中没有提及奥巴马总统，却被控构成犯罪。该案将于11月2日在肯塔基州地方法院宣判，被告人因写诗威胁美国总统人身安全而面临最高五年的监禁，同时可能被处罚款16.5万美元。可见，美国的言论自由同样是以维护其现存制度和社会稳定为前提的。其他国家也有类似案例。比如，2005年，加拿大联邦法院认定德国人Zundel鼓吹破坏政府和多元社会，已经超出言论自由的范围，威胁了国家安全，将其驱逐出境。2001年，德国一个名叫Landser的乐队因涉嫌在网上散布含有种族主义内容的音乐而被判刑；2007年，德国法院认定 Zundel煽动种族仇恨和否认纳粹屠杀，对其判刑。2003年，法国判决一名制作煽动种族仇恨网页的网站站长有罪；2007年，法国戈尔尼施因发表质疑纳粹大屠杀死难人员死亡原因及人数的言论被判刑。2004年，丹麦判决在网上发布针对犹太人种族仇恨言论的一名男子有罪。2006年，英国历史学者戴维 欧文因否认纳粹大屠杀，被奥地利法院判刑。国际司法机构也有相关案例。比如，联合国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判处通过卢旺达电台煽动种族仇恨和暴力的比利时记者乔治 鲁久因等人有罪。 此外，由于文化背景、社会生活条件和法律体系的区别，各国在对言辞行为认定犯罪的审判实践中把握着不同的标准。英美国家通常以“明显且现实的危险原则（THE CLEAR AND PRESENT DANGER TEST）”作为定罪标准。这一原则是依据美国霍姆斯大法官在申克寄发反征兵邮件案（SCHENCK v. UNITED STATES）中的意见而确立的。“一切行为的性质应由行为时的环境来确定。对言论自由所作最严格的保护，也不会容忍一个人在戏院中妄呼起火，引起恐慌。禁令所禁止的一切可造成暴力后果的言论也不受保护。一切有关言论的案件，其问题在于所发表的言论在当时所处的环境及其性质下，是否能造成明显而现实的危险，产生实际祸害。如果有这种危险，国会就有权阻止。”很有意思的是，美国大法官举出的“在剧院中妄呼起火”的案例，如果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者其他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后果的话，在中国公众的心目中，充其量只是个治安案件，但在美国却属于刑事犯罪。 最后，高铭暄教授认为，美国法院就限制言论自由问题提出的具体认定标准，对于我们来说是有启发意义的：一是言论自由是一种可以根据危害结果来衡量的可以限制的权利；二是言论自由的限制与否之标准，是根据在一定环境下的言论给现实秩序造成的危险的性质和程度来确定的。据此，对具体的、极易引起社会动乱的煽动言论，国家必须加以限制。即便用这个美国的标准去衡量刘晓波案，北京市两级法院的判决也不存在可质疑之处。

http://bzssqdzj.blog.sohu.com/159180101.html 纽约，世界经济之都，人口1800万，GDP  26000亿美元，“市领导”6人——1名市长，3名副市长，一名议长，一名副议长。东京，人口1300万，GDP  11000亿美元，“市领导”7人——1名市长，4名副市长，1名议长，1名副议长； 中国铁岭市，人口300万，GDP  46亿美元，人口是东京的五分之一、纽约的六分之一，GDP是东京的0.1%、纽约的0.18%，但是“市领导”却有41 名，是东京和纽约的6倍——市委书记1名，副书记1名，常委11名，市政府市长1名、副市长9名、市长助理3名，人大主任1名，副主任7名，政协主席1 名，副主席8名。就是这个市政府还有20名处级副秘书长，平均每个市长配备了两个秘书长！ 中国新乡市，人口565万，GDP  100亿美元，人口不到东京的一半、纽约的三分之一，GDP是东京的0.9%、纽约的0.4%，但是市领导却是43名，同样比东京和纽约的市领导多6倍 ——市委书记1 名，副书记1名，常委11名，市政府市长1名、副市长8名、市长助理4名，人大主任1名，副主任8名，政协主席1名，副主席9名。这个市政府还有16名处级的副秘书长！ 不要以为这些书记、主任、常委只是一个个尊荣的牌位不必花钱养而已，实际上这些“领导”的背后包含着一堆堆老百姓实实在在付出的金山银海：专车、秘书、豪宅、“工作”宴请、“交流视察”、出国“学习”、“意思意思”等等等等！2007年，光出国考察、公车、吃喝三项，“公仆”们就挥霍了9000亿人民币，是2007年国家支付卫生事业经费1800亿人民币的5倍！是2007年中央财政教育支出1100亿人民币的8倍！ “公仆”，这个不到全国人口4%的群体，消耗了全民财政收入的30%！而这种“饲养”成本，德国是财政收入的2.7%，埃及是3.1%，印度是6.3%，加拿大是7.1%，俄罗斯是7.6%，而我们中国是30%！这还只算公务员部分。今年的税收将突破60000亿，相当于13亿国民每人要给政府纳税 4615元，平均以每户4人计算，相当于每家要给政府纳税：18461元。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6509910&page=1&uid=&usernames=&userids= 作者：傅国涌：（一）浙大校长竺可桢   1942年1月“倒孔”运动时，竺可桢亲自走在游行队伍前面保护学生；他一再拒绝国民党政府要他下令开除学生的威胁，斩钉截铁地说：“吾人总须爱惜青年，不能以其喜批评政府而开除之。”     1947年11月2日，即于子三被杀害的第四天，浙大学生自治会举行普选。这一天的竺可桢日记中写道：“此次为第一次普选制”，当选者中“左派几占十之七八……故料想反政府之行为必层出不穷也。”但爱护学生是他作为校长的天职，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这一点始终没有改变过。整个于子三运动中，他的言行感人肺腑，正是他不畏强暴、不顾个人安危、全心全意爱护学校和学生，成为学生最有力的精神支柱。     当得知于子三死讯赶到监狱探视尸体时，竺可桢即严词拒绝在“于子三自杀身死”的证明上签字，并在南京对《申报》记者说：于子三“作为一个学生是一个好学生，此事将成为千古奇冤”，正是他仗义执言，率先冲破新闻封锁，击破了“于子三自杀身亡”的谎言，消息见报后震惊全国。蒋介石下令他“更正”，他断然拒绝：“报载是事实，无法更正”。并公开表示：“一本过去理智态度、求是精神，决不畏难而退，不能以利害得失而放弃追求真理。”他还对浙大全体师生郑重宣告：“真理在我们这一边，胜利一定属于我们。”这些可歌可泣的故事，将永远留在不灭的史册中。他身上所体现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最可贵的品质，半个多世纪后依然让我们肃然起敬、激动不已！（二）北大代校长蒋梦麟    1926年，北京发生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北大有三位学生惨遭杀戮，蒋梦麟悲愤欲绝。3月24日，他在北大全体师生参加的追悼大会上沉痛地说： “在我代理校长任内，学生举行爱国运动，不幸有此次之大牺牲，李、黄、张三生之死，就其各人之家庭言，均损失一贤子孙，其家属接此种凶耗，不知如何痛心；就国家社会言，损失如许求专门知识之良好学生，此种学生之培植，由小学而大学，殊不易易，将来即少如许有用之材；就同学方面言，大家亦损失许多互相切磋琢磨之朋友。任就一方面言之，均损失不小。我任校长，使人家之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才，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说到这里他“潸然泪下”。接着，他对政府的暴行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说：“处此人权旁落，豺狼当道之时，民众与政府相搏，不啻与虎狼相斗，终必为虎狼所噬。古人谓苛政猛于虎，有慨乎其言矣！”话未说完，他“不禁放声大哭，台下致祭者亦有相对痛哭者，一时全场顿成惨淡悲哀景象”。     3月26日，他发出布告：“本校定本月30日开学，因此次同学惨死，开学后停课一星期，以志哀悼。”     这是一贯不赞成学生从事政治活动的校长，面对政府杀害自己学生时的态度，有了这些真实、生动的历史记录，我想其他的话都是多余的了。（三）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   傅斯年他强烈反对把大学当作培养工具的摇篮，坚决摈弃大学的工具主义。认为“大学的任务，本来是三项：一是教育的，二是学术研究的，三是事业建设的，三者有不可分性。”1949年11月，在台大第四次校庆时，他发表演讲说不许把大学作为任何学术以外的目的的工具，“如果问办大学是为什么？我要说：办大学为的是学术，为的是青年，为的是中国和世界的文化，这中间不包括工具主义，所以大学才有它的自尊性。这中间是专求真理，不包括利用大学作为人挤人的工具。”   4 月6日，傅斯年接到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的公文，指控14名学生“张贴标语、散发传单，煽惑人心，扰乱秩序，妨害治安“等，要将他们拘捕，并进校抓人。据包天笑日记，这一天台北宣布戒严，“有几处热闹区域，均断绝交通”，一时风声鹤唳，人心惶惶。第二天，警备司令部的名单上又扩大到23人之多，对此，身为大学校长的傅斯年无可奈何，为了保护学生，他当时的态度很明确。4月7日，台大行政会议上作出由校长本人向国民党当局接洽的决定（当时省主席为陈诚），提出四点要求： 一、凡载在名单内之被捕学生，迅即移送法院审讯；二、凡不在名单内而被捕之学生，即予释放；三、以后如不发生新事件，绝不再行拘捕学生；四、准许学校派人探视被捕学生。[22]傅斯年不断地要求当局“依法处理    5月20日，他发布布告，台湾已宣布戒严，即进入战时状态，要学生注意：所有壁报必须由登记团体盖章才可张贴，其中文字如发生事故，由登记人负责。不得举行非学术性、游艺性、交际性的集会，即使是这类集会事先也要经训导处许可。但当国民党当局变本加厉地践踏大学独立、学术自由的制度，肆意逮捕师生时，他终于忍无可忍，挺身而出，不准军警随意入校捕人。国民党政府下令实行联保制度，一人因政治思想“不纯正”被判罪，其他人都要连坐。面对这样极端反动摧残思想和学术自由的制度，傅斯年愤慨地对国民党当局声明，台大师生由他一人担保，发生问题，他负全部责任；从而迫使这个反动制度在台大无法推行。 事实上，这样的大学校长，远不止这几位，这里只举其三。像蔡元培当校长时的五四运动。要搁现在，校长会是什么态度？还有刘文典，既不听蒋介石的要求停止游行，而且还反击踢了蒋一脚。此外，还有一些中学的校长，也都是敢于和当局对抗保护学生。 据电视《民主之澜》的内容看，张澜在四川当中学校长，当四川大学校长时，也都是尽力保护学生，甚至不惜离职。 1946 年6月13日浙大、杭高等校学生5千多人在杭州举行游行，反对国民党当局“开放内河航行权”。事先，学生代表曾找过崔东伯，崔东伯的态度是“同学们是有理由的，我不会干涉你们的行动。” 浙江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很生气，要他开除几个带头的杭高学生，他当场回答：“这怎么行？我原先同意过的，我不能出尔反尔，一切由我承担，你把我这个校长免了罢！”他只能黯然离开工作了14年的杭州高级中学，1948年山东大学爆发学生运动，国民党军警逮捕了一批学生，时任山东大学校长的赵太侔先生立即赶往警备司令部，据理力争，迫使军警方于6月2日释放全部被捕学生。为示纪念，正对校门（现中国海洋大学）的大楼遂更名为“六二楼”。 （四）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非来自傅国涌作品）1928年10月，蒋介石正式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三军总司令，一人独揽"党国"军政大权，正是需要树立领袖权威的关键时候。此次巡视安徽，在到省会所在地安庆之前，蒋介石已去了合肥、贵池等地，所到之处，无不盛大接待，比如11月23日到合肥，"数万军队民众，大呼欢迎伟大崇高的蒋主席，欢迎唯一军事领袖的蒋主席，声震山岳" 10 。没料想，到了安庆以后，却遭遇安大学生闹事，心情大坏，气得直骂"娘希匹"！　　蒋介石心里窝了一肚子的火，想来想去，还是要撒在刘文典头上。对于这位早年就跟随孙中山闹革命的安大负责人，他早有耳闻，知道是个放荡不羁、无所顾忌的"愣头青"。作为"党国"最高领袖，他对国民教育还是十分关心的，因此一到安庆就先坐轿来到安大。　　陪同在蒋介石身边除了卫士大队外，还有省政府代理主席孙棨、省政府秘书长张亚威等人，阵容浩大，气势逼人。对一直在地方工作的人来说，国家最高领袖大驾光临，正是溜须拍马屁的大好时机，想办法也要蹭到主席面前吹捧一下啊。没想到这个刘文典连出面接待一下都不愿意，只派学校秘书、学监等一般职员参与接待，弄得蒋介石几乎下不了台。 　　据说，此前蒋介石曾有意向安大学生发表演讲，大谈训政之道，结果被刘文典一口拒绝，还是那句话："大学不是衙门！"　　在安大，蒋介石匆匆看了体育场、图书馆等地，旋即出校，离开前还特意为自己打圆场，"时间匆促，不及向学生训话，表示歉意"。可想而知，他对这个刘文典早已是咬牙切齿，恨不能早日除之而后快。　　看到学潮越闹越大，蒋介石决定派总部机要科科员戴笠，会同安庆市公安局督察员饶吉甫彻查真实情形。戴笠、饶吉甫迅即赶到省立第一女子中学，经实地调查后得知：事情发生后，刘文典并未如诺道歉，因而引发女校师生不满，纷纷要求面见蒋介石，详细陈述学潮的起因与经过。"本已对安徽学风嚣张、学界腐败深致不满的蒋介石得知戴笠的调查报告后，更是火上浇油，准备就此发挥，以整顿安徽学风为名，大树自己的权威"11 。　　蒋介石决定会会刘文典。　　"简直像个土豪劣绅！"　　蒋介石与刘文典见面的情形，是学界至今津津乐道的一大趣闻。　　1928年11月29日下午1时许，蒋介石在下榻的地方召见女中校长程勉和安徽大学代理校长刘文典。刘文典虽然极不愿意前往，但学潮久久不能平息，一味避见蒋介石，始终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于是决定单刀赴会。　　关于他出发前的心境，后人还为他设计过一段慷慨激昂的台词，虽然多为附会之辞，但颇为有趣，不妨一读："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能对我呼之而来，挥手而去！我师承章太炎、刘师培、陈独秀，早年参加同盟会，曾任孙中山秘书，声讨过袁世凯，革命有功。蒋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 民国牛人：敢飞踹蒋介石的硬骨头文人刘文典刘文典和傅斯年、陈寅恪、沈从文是同一代人。他早年加入同盟会，还是个革命家。1907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日、英、德语，海归之后，一度担任孙中山的秘书。1917年受陈独秀之聘出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兼任《新青年》杂志英文翻译和编辑。他选定了古籍校勘学为终生研究的课题，以巨著“淮南子鸿烈集”和“庄子补正”十卷问世，震动文坛，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最杰出的文史家之一。 　　刘文典学贯中西，思想学问博大精深，是当之无愧的学术大师。但持才自傲，狷介无比。他说中国懂得庄子的共有一个半人，一个是庄子本人，另外一个就是他。如此自夸非信口开河。他连搞新闻学的沈从文都看不起，评沈从文升教授时他就说:“在西南联大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应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沈从文该拿四块钱。可我不会给他四毛钱。沈从文都是教授，那我是什么？那我是什么？我不成了太上教授了吗？” 　　他并不是一概狂傲，对学问如渊似海精通十四种语言的陈寅恪先生敬重有加，不敢有半点造次。他公开承认他的学问不及陈氏之万一，多次对学生说:自己对陈氏的人格、学问不是十分敬佩，是十二万分的敬佩。 刘文典才高学广，蒋介石抬举他为国宝，可他不买账。在安徽大学校长的任上，为学生运动的事，当面顶撞蒋介石，不称“蒋主席”，竟敢当面叫他“新军阀”。蒋介石在盛怒之下动了粗，当众打了他两个嘴巴。 　　刘文典不甘示弱，也动粗还之，当众飞起一脚踢在蒋介石的肚子上。蒋捂着肚子，疼得脸上直流汗。蒋介石并未让左右把国宝五花大绑拿下，以刺杀领袖未遂定罪，只下令关押了七天，好像是以“治安条例”殴斗处理的民事案。 　　探究历史讲究“无证不立”、“孤证不立”。鲁迅先生在他的《知难行难》一文中提到了这件事，可做旁证。 　　此事轰动一时，风传学界，刘文典被视为敢做敢为的民族英雄，声震天下儒林。 　　出狱后，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必须滚出安徽！”看来还是给出路，没放逐到国外。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聘他到清华大学出任国文系主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没因有踢蒋的历史不许人用，组织部也没对他内控使用。 　　蒋介石杀了很多人，但对两个人是很宽厚的——一位是张学良，软禁之时，有夫人陪伴，有厨师伺候，可以散步、钓鱼，宋子文整汽车的送洋酒罐头。蒋对刘文典这个国宝也是宽大为怀的。（中新网）     1928年2月16日，四川军政当局借口省立一中校长杨廷铨案，以“肃清共产党徒”为名，出动军警逮捕了成大、师大、师大附中等校师生100余人。当日下午，军政当局不经任何审理就将共产党员袁诗荛、李正恩、钱芳祥、王向忠等14人枪杀。张澜获知后，立即发表《自行解除成都大学校长职务函》，并同时致函刘文辉、邓锡侯，提出辞职。辞职书中对军阀无理杀害无辜师生的暴行进行了严厉谴责，指出：“今杨案之主凶未获，而成大之学生被指为嫌疑者，乃枪毙于逮捕数钟之内，似非所以服死者之心。在澜尤无以塞其家人之口。”且“大学事前未获当局之公函，军队可以任意蹂躏，事后不闻当局之通告，学生能不恐怖惶惑？在澜既不能预教育于前，以出学生于政党之狂澜，在学府复丧失其尊严，以堕教育事业之神圣”，“引咎辞职，以谢邦人”。 看了这些，我只能说是民国政府造就了这些硬骨头。

人相食，史不绝书，一般是因灾荒饥馑和战乱中食人。唐白居易《秦中吟十首．轻肥》：“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前秦苻登、隋末朱粲、唐末杨行密、五代赵思绾诸杀人魔王都是以人肉充军粮。 有人统计，公元前205年至1930年，所谓正史记载了118个时期发生过人相食；近代史上，记载人相食事件170多起。 1949年中共建政后人相食有3次。安徽省有案可稽的人相食有1289起。本列传所记的人相食近3000 起。中共官修党史、国史对人相食这一史实隐匿不记。 第1次是1959年至1961年饿死近4000万人而人相食；第2次是1968年文化革命斗争中人相食；第3次是21世纪初因进补食婴。这3次人吃人的物理现象与历史上的同，导致人相食的原因则异。一是因施政不善造成饥馑，不是荒年天灾，完全是人祸惨剧；二是全面彻底鼓吹阶级斗争，制造仇恨的结果；三是末世的沉沦堕落和疯狂。 由于中共官修史竭力回避、掩饰、篡改、抹杀人相食这一史实，给全面、准确地记录人相食史实带来困难。但是，从中共各级党委内参、政府文件、县志、上访书信、个人回忆、记者采访、学人专著诸文字形式，仍然留下了相当多的人相食概况叙述和个案记录。 本列传所记录的1949年后人相食的史实以体制内的文字为主要依据，引录海外出版的书籍多有大陆体制内原始文字为据；每起人相食尽可能列出时间、人物、地点诸要素，其具体过程惨绝人寰，难以卒读，尽量简述。已经查实有文字记录为据的人相食发生在安徽、青海、河南、四川、贵州、甘肃、湖北、江苏、广东、山东、云南、广西12个省区；极可能有人相食的湖南、福建、江西、宁夏、山西、河北、陕西、浙江诸省区，由于尚未找到确凿的文字记录，暂付阙如，有待识者补充。全面准确地还原1949年后人相食的历史真相只能到言论完全自由、档案全部彻底解密时了。 1949年后的人相食与历史上另一迥异处是：官方在饥馑最烈时基本上不作为、不赈灾施救，反倒加重课征暴敛导致饥馑更烈而人相食；饥民基本上不抢粮、不反抗、等死、人相食。 清末宣统二年三月初二日(1910年4月11日)，长沙饥民抢米，为首者刘永福被抓进巡警局。饥民群情激愤，把巡警道（相当于现在的公安局长或政法委书记）赖子佩捆起来挂到了树上。好事者将此编为竹枝词：“可怜城畔垂杨柳，不系青骢系赖公”。湖南巡抚岑春冥下令开枪打死十多饥民，伤数十人，愤怒的饥民烧了抚署头门、大堂、二堂。长沙800多家米店、碓坊、堆栈粮食被抢一空。抢粮风潮波及宁乡、益阳等县。清廷调兵入湘，镇压了这次风潮。事后，巡抚岑春冥被革职查办。 1911年后的民国时期凡荒岁，官府士绅皆设粥厂赈灾。北京城里依方位设有东、南、西、北、中五大施粥处。灾民在施粥棚前排起长龙吃“大锅饭”。这样大场面的施舍救济行为，一般维持两三个月，把青黄不接的春荒度过去，挽救了无数生命。地方政府也多将救灾的任务下放给富豪乡绅，如1919年云南宣威，就是由浦在廷等富绅联合买米压市赈灾救民。 清末和民国时期，发生过饥馑导致人相食个案，因有上述政府行为的平衡，故能限制在局部、短期。1949年后的中国大陆，大量饿死人持续了三年，人相食遍及十几个省区，其烈空前。 愿我民族，愿我芸芸众生记住20世纪这一人类最惨的历史悲剧，不要让它重演；愿亡灵安息；愿当事者正视、吐实、悔罪、赎孽，回归天和、人道；愿中国任何时候的主政者对此心怀怵惕，时刻不忘，引以为鉴。 —————————————————————————————————————— 饥馑，是人相食的物理主因。 1956年1至4月，广西省550多人饿死。中共广西省委书记陈漫远以及一批省地市县级干部，受到撤职处分。毛泽东在1958年武昌会议上说：“广西死了人，陈漫远不是撤了吗？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 1959年至1962年，中国大陆连续饿死了近4000万人。据天文气象记载，这四年没有发生大的自然灾害，导致如此大量饿死人的原因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 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在农村公社的主要表现是粮食亩产“放卫星”，从千余斤、几千斤、万余斤、几万斤至最高亩产水稻13万斤。完全违背人情、常理、常识的疯狂梦呓得到中共中央、毛泽东和科学家钱学森的怂恿、纵容、肯定、佐证与鼓吹、张扬，以至中共中央高层自欺欺人地担心“粮食多了怎么办？”延伸到省、县、公社，吃官饭的基层干部自然地要从农民手中征购粮食至达到吹牛的指标以完成任务，保住官位。由于绝无可能达到虚假的指标，这种征购发展为强抢、掠夺，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遭搜刮净尽。全队皆然，全社皆然，全县皆然，全省皆然，全国皆然。次年的1959年，开始饿死人，持续了三年至1962年。 1962年饿死人现象稍得缓解。前三年，饥饿的人群中则不断发生惨绝人寰的 人相食悲剧。 1962年7月，国家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对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据《四清运动实录》，郭德宏着，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曾任毛泽东秘书尚健在的李锐亲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且参与执政者中共的最高层会议，他说当时人吃人的记录全国至少上千起。因习惯性的瞒报，这一数字是被大大地缩小了的。 官方已被披露的史料记载，仅安徽省有案可稽的人相食就有1289起。 全国已经查实有文字记录的人相食有安徽、青海、河南、四川、贵州、甘肃、湖北、江苏、广东、山东、云南、广西12个省区，近3000起。 安徽人相食 1961年 4月23日，安徽省公安厅向省委写了一个报告，题目是：《关于发生特殊案件情况的报告》。报告称：“自1959年以来，共发生（特殊案）1289 起，其中阜阳专区9个县发生302起，蚌埠专区15个县发生721起，芜湖专区3个县发生55起，六安专区5个县发生8起，安庆专区2个县发生2起，合肥市3个县发生201起。发生时间，绝大部份在1959年冬和1960年春。……据蚌埠专区对819名作案成员调查，地富分子和历史上当过土匪的59人，敌伪人员、兵痞等49人，学生19人，农民764人。从作案性质和情节上看，据对1144起案件调查，其卖给别人吃的36起，其余1108起都是留作自食的。…… 安徽省凤阳县，……在“大跃进”年代人民群众的悲惨状况却鲜为人知，说它是人间地狱一点也不过分。……1958年凤阳县全县人口402700人，到 1961年，人口下降到245262人，净减少157438人，和1958年相比，人口减少39％。全县死绝的户有2404户，消失村庄27个，孤寡老人 1580人，孤儿3304人。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1960年4月正是该县饿死人最多的时候，（中共县委书记）赵玉书在公社党委书记会议上说：“凤阳本来就不是个好地方，过去也死过人，现在死两个人，有什么了不起!”会后他到武店公社了解浮肿病情况，问公社卫生院院长王善良：“为什么浮肿病治不好？缺什么药？”王善良如实回答说：“少一味药，那就是粮食！”赵玉书大怒，马上组织人对他进行批斗，批斗后宣布逮捕。 由于饿死人的情况得不到控制，发生了人相食的惨剧。赵玉书知道后，对公安局领导说：“这是反革命政治事件，一律逮捕，关死为算，严格保密，不得外传。”结果公安局秘密逮捕食人案件当事人63人，关死在监狱里的33人。（据大陆《炎黄春秋》杂志2009年第10期文：安徽人相食案件的原始记录。作者：尹曙生，原安徽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 1960年11月24日《中共凤阳县委向省、地委的报告》：……同时还出现了人吃人的残酷事件63起。大庙公社五一大队陈章英和她的丈夫赵夕珍，将亲生的8岁男孩小青勒死煮着吃了。武店公社中拌井大队王兰英不仅拾死人来家吃，还把人肉冒充猪肉卖掉二斤。 1961年2月1日安徽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凤阳工作组组长陈振亚《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去春出现人吃人的现象，赵玉书不仅没有采取有效措施，相反怕暴露真相，一律当作“政治破坏案件”，指使公安局进行密捕，关死为算，以此断口灭踪。全县密捕63人，关死33人。 拖拉机站王站长在1961年8月9日晚科局长整风会议上说：1959年我在板桥公社浙塘大队整社，汇报人死问题时不敢说是因缺粮，就说是因卫生工作没搞好。一个妇女吃死小孩，向季文祥(副县长)汇报后，季派工作队夜里把这个妇女捆起来送到公安局，说她破坏社会主义，……板桥回来看到一个坟堆有上六七具尸体。 考城大队王家凤说：“西泉发现人吃人了，张正九汇报给董安春，他不让汇报，还叫查，说:吃人的人是坏人。”（据金辉：安徽省凤阳县1958-1962年灾难实录。转自大饥荒档案chinafamine.net） （无为县）昆山乡新华村……一老妇人……所食之肉乃其子之尸。当时即将饿死的人争吃无主尸肉也时有发生。据老人们讲，有些饥饿的乡民经常到处打听谁家最近死了人，何处有新坟？一旦听说某处有刚死的人或附近有新坟，人们便结伙蜂拥至新坟地，掘尸而食，野外常见被剔除了皮肉的尸骨。当年任无为县派出所所长的胡大海说：“看守所里的犯人，有女人杀丈夫的，有儿子杀老子的，有母亲杀儿子的，各种丧失伦理的事都有，但大都是饥饿的原因。” （据《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259页，杨继绳着，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9年版。所引页数为网络版，下同。作者系中共党员，新华社高级记者。） （亳县）五马公社罗庄大队陈楼生产队苏如章，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复员时为营级军官，他女儿饿死后，他吃了女儿的尸体后也腹泻而死。（据《墓碑》第273页。） … Continue reading →

揭密国共消灭日军及阵亡将领详实数据—–让事实说话 http://fl5.me/3lsq61 中国人有时候真的很有意思，一方面对日本人否认或篡改历史一次次提出强烈抗议并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另一方面又自己(其实主要是政府)无耻地肆意否认或篡改历史。上至儒法斗争，下至抗日战争，内战，大饥荒，反右，文0革到六0肆无不是篡改或干脆不提。如若实在不能回避历史的时候就用句“向前看”来搪塞。中国有句古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既然你可以篡改，否认或用“向前看”来搪塞历史罪恶而不反省，不向受害者道歉认罪，向历史作个交代并从中吸取教训，那么又有什么理由要求日本人正确面对历史深刻反省呢？我最恶心的莫过于有人睁着眼说瞎话，否认或有意淡化那成千上万国民党军的抗日烈士冤魂的存在。要知道他们并非为国民党，而是为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存亡抛头颅撒热血的。现代当权者为一党私利的这种令人厌恶之行径既无益于以史为鉴，更是寒了国民的爱国心！！请各位看客，看看下面这些具体客观的数据吧，（为了尽量的公正特此将日军和我军数据一并列出），在此至于结论想必您自己是不难得到的。此外，最近《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纪念抗战胜利。文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全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乖乖，一个地方政府居然领导了中央政府抗日，牛逼啊！我想起当下一句流行的话：“人致贱则无敌”！人不要脸了，当然就“战无不胜”的“伟大”了。（博主感言）   一：共产党战报与日军战报的比较 1、平型关战斗 ：八路战报：歼灭日军1000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亡167人，伤94人（儿岛襄着：《日中战争》，日本文艺春秋社1984年版） 2、广阳伏击战 ：八路战报：歼日军千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伤亡63人（臼井胜美着《中日战争》） 3、晋察冀区反八路围攻 ：八路战报：歼灭日伪军2000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亡17人，伤52人；皇协军伤亡69人（臼井胜美着《中日战争》） 4、三次破袭平汉路 ：八路战报：歼灭日伪军1200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亡2人，伤11人，无皇协军伤亡报告（《支那事变陆军作战》） 5、冀中1938年春季反“扫荡” ：八路战报：歼灭日伪军1000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亡6人，伤26人， 皇协军伤亡71人（《华北治安战》） 6、120师收复晋西北七城战役 ：八路战报：歼灭日伪军1500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亡22人，伤51人，皇协军伤亡101人（《华北治安战》） 7、易（县）涞（源）战斗 ：八路战报： 歼日伪军1400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亡9人，伤22人，皇协军伤亡40人（《支那事变陆军作战》） 8、129师晋东南反日军九路围攻 ：八路战报：歼日伪军4000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亡11人，伤10人，皇协军伤亡79人（《华北治安战》） 9、晋察冀区1938年秋反围攻 … Continue reading →

http://blog.ifeng.com/article/8029712.html 当中国的GDP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国内人均收入却排名世界一百多位。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却与49个国家签署了免债议定书，免除到期债务374笔，并将继续免除13个国家对华到期无息贷款债务。官方还透露，2010年中国累计向120多个国家提供了经济技术援助，并向30多个国际和区域组织提供了捐款。而2008年，中国免除46个国家400多亿债务；2009年，中国免除32个国家150笔债务；…… 甘肃舟曲遭灾时，中央电视台在同一天新闻联播中播出了两则捐款新闻，一则是“为支持俄罗斯抗灾，我国将捐赠100万美元现金和价值2,000万人民币的物资”，另一则是“甘肃舟曲缺乏饮用水和速食面，政府号召大家积极捐款”。相比之下，世界最富的美国对俄罗斯火灾捐款才5万美元，但对中国大陆持续多发的水灾捐了20万美元；美国对中俄的捐款总额，不到中国捐给俄罗斯的四分之一。对当权者一面在国内动员民众捐款、甚至强迫公务员捐款，一面动用纳税人的血汗钱在国际上摆阔显富的行为，国内民众反响非常强烈，被斥为“国际主义精神病”。 但这种“国际主义精神病”由来已久，从毛泽东时代就蔚然成风了。在文革之前，一个中小学生一学年的书费、学杂费只有3元，最发达的地区也不超过4元，另外每人每年补贴6元午餐伙食费；读完初中共计9年，每人合计需要90元。每年6元午餐伙食费补贴，折合每天3分钱，当时两分钱可购买粗粮3两，一分钱可买时蔬0.5斤，足够中午饱餐一顿；但这在大多数贫困地区，6元已相当于农民大半年的人均收入。然而，中国当时每年援助援助阿尔巴尼亚的金钱，却达到90亿人民币！正好可以资助一亿农村儿童读完初中。可是根据中国政府1980年的报告说，文革前中国大陆有一亿学生因为没钱而失学。 不过援助阿尔巴尼亚的金钱还是小巫见大巫。那时候，中国援助越南200亿人民币，援助朝鲜200亿人民币，援助非洲国家100多亿人民币。如果按照中国当时的人均最低生活费4元计算，这些钱可以让全中国百姓白吃白喝不干活，就能养活一年。 为此，毛泽东换来了亚非拉一些领导人的肉麻赞颂；什么“毛泽东是世界性的领导人，是鼓舞世界各地热爱自由和人类尊严的革命者”、“毛泽东是第三世界的榜样”，“永远是各国人民的抵抗和斗争的象征”等等阿谀之声不绝于耳；毛泽东也真以为自己是全世界的“大救星”。为了马屁，就肆意挥撒中国百姓的血汗，将中国经济推向崩溃边缘，民不聊生。 如今，这种“精神病”有增无减。今年两会中，中央政府指出：中国实现全民免费医疗每年需花费1千6百亿元，目前中国不具备这个经济实力！今年西南五省大旱，6000万人受灾，损失200多亿，中央拨付旱灾救灾资金1.6亿元。为了赢得金正日的高兴，中国承诺援助朝鲜700亿；2009年，中国累计对朝鲜援助达8千亿元。 对朝鲜就援助8千亿，却没有1,600亿解决全国百姓的免费医疗。看看满街的下岗工人，看看贫苦的失学儿童，大陆当权者就是这样奴役国人，笼络“友邦”！ 然而，这种用金钱维系的“友邦”，没有一个不和中国大陆翻脸。 最早翻脸的是苏联。大陆执政党在建政前，跟在前苏联的后面亦步亦趋的战战兢兢；建政后更是把苏联尊为“老大哥”，自己以小弟自居，但赫鲁晓夫上台后，中苏之间的友好关系出现了破裂，后来更是因为一场著名的珍宝岛战役，彻底翻脸。第二个翻脸的“友邦”，是越南。相比于把苏联称老大哥自称小弟的做法，越南开始是对中国称大哥，大陆则称越南为“同志加兄弟”。大陆把越南比作“同志加兄弟”的时候，越南还处在南北分裂的状态，类似现在的南北韩；北越想要统一南越，最后引入了美国的干涉，大陆出兵越南虽然不如出兵朝鲜那么高调坚决，但私底下的支援却也“很无私”。北越当时的领导人胡志明在中国受到了极高的评价，被称为“胡伯伯”。但随着北越统一了南越，“同志加兄弟”露出了青面獠牙，对中国反噬一口，1979年的时候，中国还被迫进行了“自卫反击战”，大国被迫对小国进行“自卫反击”，成为一个国际先例。第三个翻脸的“友邦”是最著名的日本。中日友好是依托于中美友好的次生友好，如果不是和美国改善关系于前，中日之间无所谓关系的正常化。但中日之间一经友好，很快就超过了中美友好，成为了新一个的中国超级友好国家。以“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新兄弟”出现的日本，给大陆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安慰；“一衣带水”成为日本友邦的专用名词。但是进入2000年之后，“一衣带水”的“水”出现了污染，先是中日两国在教科书问题上互相攻击，接着在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上再起波澜，最终导致了钓鱼岛问题的针锋相对。虽然双方还没有兵戎相见，但双方却都在咬牙切齿。 如今的中国大陆“友邦”，似乎只有用“鲜血凝固”起来的情谊而“弥足珍贵”的朝鲜了。不过，这“弥足珍贵”的友邦，却象一个市井泼皮，除了给中国惹祸，就是对中国耍赖。 有人说中国大陆的当权者真傻，用钱买气受。其实，统治者从来都不傻。无论是毛时代中国外援高达国家财政总支出的6.92%，名列世界榜首，还是最近中国在朝鲜、非洲大搞无偿贷款、巨额投资等，当局之所以这样处心积虑的做，都是为了在国际社会争得一席之地，以巩固其统治，以牺牲本国民众利益为代价，为其在联合国舞台上争取一点点话语权。中国权贵阶层需要在国际上豢养一帮小喽啰，为其生存危机壮胆吆喝；因此，官方的外援有着内在需求的必然性。 目前，大陆当权者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援助津巴布韦、苏丹、朝鲜等邪恶国家，正如世界银行所谴责的那样，中国的援助抵消了国际社会“以经贸促政改、以经援换人权”的努力。当权者以“不干涉内政”为藉口，在政治上充当这些腐败政权的代言人和所谓协调者，并以此为筹码，与民主社会讨价还价。 尽管这种金钱外交有些效果，比如联合国至今还没能通过任何谴责中国大陆人权状态的议案，但中国大陆纠集独裁国家组成灰色阵营，与文明世界分庭抗礼的做法，已经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效果也很快就显现了。2010年上半年，中国GDP同比增长11.1%，应该是全球最高的；不过，同期中国大陆的“敌人”增长得更快，有人在谈论对中国的“C型”包围圈，还有人在谈论亚洲版的北约，美国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像坏孩子弹弓上弹出的石子，今天弹到南海，明天弹到黄海，后天还会弹到东海，激起周围国家千重浪……。 中国历史上对外关系的三种模式：天朝时期的“朝贡模式”，毛时代的“革命模式”，和邓小平时代开创至现在集大成的“互惠模式”。按照前两个模式，中国少不了敌人，凡是“拒绝朝贡或拒绝认同中国革命的国家”都“可能是潜在的敌人”。互惠模式就不同，“它既是平等的，也是普适的”：说它是平等的，因为它的基础是全球化时代的平等自由贸易，不是殖民主义时代的殖民与被殖民的不平等关系；说它是普适的，因为它不具有任何政治与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排他性，也不预设任何非经济的先决条件。这种现实主义模式把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看成是高能加速器，发生外交关系的国家就像两束高速相遇的粒子，通过 “热烈拥抱”而增加双方的能量。正是因为这种模式的巨大吸引力，中国才能史无前例地一次同时拥抱这样多的非洲国家。当然也热烈拥抱了其它几乎所有国家，包括美国和俄国。 可是，现在某些国家突然在中国的怀抱里动起了刀子。为什么？因为国家和个人一样，决定其决策的有两个基本模式，一是“后果模式”，第二种是“身份模式”。 “后果模式”，类似经济人模式，就是利益最大化模式，当人们按后果模式做决定前，要掂量可供选择的各种方法和途径，评估它们的价值，然后选择能带来最大利益的方法。“身份模式”则不同，为了确认自己的身份，不计后果。210年3月以后至今，中国大陆为了袒护“血盟兄弟”朝鲜，将自己逼离了“后果模式”，进入“身份模式”轨道。在此事件上，中国大陆的作为，已经不考虑国家利益，而考虑的是国家身份。30年来国家身份的战略模糊，被朝鲜牌的显影液显影了。中国大陆在这次事件中，彰显了自己的身份，让人进一步看清了真面目，所以周边国家突然在中国的怀抱里动起了刀子。 所以，世界上的“反华势力”突然多了，几乎到处都是。 对此，其实大陆高层和中国社会底层都看得非常清楚了。然而时至今日，仍然有部份中国人似乎出自“本能”，拒绝接受这个社会现实，充当睁眼瞎。近一个月来，中日钓鱼岛事件沸沸扬扬，国际社会没有一个国家表示支持中国。凤凰名博杨恒均先生说，“如果就事论事，这次钓鱼岛事件主要责任在日本，有争议的岛屿，已然被你霸占，却还要进一步宣示‘主权’，逮捕我船长，实在欺人太甚。可是，这样一起是非分明的国际事件，当中国需要国际上‘人心’支持的时候，你看到200多个国家，几十亿人，有几个站出来为中国说过一句话？这种情况，中国学者，以及中国当局不可能没有注意到，这是很罕见的现象。想一想，怎么会走到今天的？奥运会插遍各大洲的五星红旗在哪里？中国崛起的豪言壮语换来了什么？成吨成顿的人民币堆砌起来大外宣，得到了这样的回报？” 他说，十几年前，当和我同龄的那几个人还没有拼凑出《中国可以说“不”》的时候，我就在共和国最前沿的阵地上对西方列强说“不”。这些年下来猛然发现，原来 我们除了对普世价值，对先进的价值理念与政治制度坚持“绝不”之外，我们的一切都西化了：你还能找到一块不是按照西方发展模式建设起来的中国土地？连电视里吸引了亿万中国青年人的电视节目，几乎都是从西方五六年前的老节目改头换面全盘引进的……。世界已经变成地球村，这一切引进本来无可厚非，可恰恰是我们对支配与指引这些物质的价值观与政治制度说了“绝不”，结果让这些东西在中国都一个一个地走样了，弄得面目全非，我们认不出，世界也认不出——这个时候，还有极少数愚弄人的掌权者在那里有气无力地主张说“不”，但谁都听得懂，他们只是不想放弃手里的绝对权力……。 如今，“海外反华势力”这个概念，虽已深深的印在了中国人的心中，但是“海外反华势力”到底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要“反华”？却没有几个中国人能够说清楚。它就象一段梦魇，被既得利益集团制造出来，几十年来牢牢的植入中国人的头脑中，让人恐惧，让人仇恨，但是又没有人真正的知道为什么要恐惧，为什么要仇恨。而教科书和报刊资料中，也从来没有、也不可能给它一个完整的、清楚的解释。其实，所谓“反华势力”的概念，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中从来没有过，而是既得利益集团当权之后刻意制造出来的，并故意混淆概念，把全世界对“共产主义”这个幽灵的反对，故意说成是对中国的反对，挑动民族情绪。 为了让中国人盲目维护既得利益集团，而不倾向于自由社会，既得利益集团就制造一个“反华势力”的名词，然后几十年来不断的通过歪理和谎言强化这个概念。其目的就是欺骗人民，在人们心目中制造一种中华民族和国际社会的对立，让中国人从内心自觉的不接受其它国家的自由理念，不接受西方社会对中国人权的关注，不认同全世界对既得利益集团暴政的谴责，从而使政权得以苟延残喘。 然而，当中国大陆民生凋敝、人权不保，“海外反华势力”的猖獗，就再也得不到老百姓的一致抵抗。正如大陆高调“保钓”中有老百姓悲愤地说：“现在我们是生活无着落，土地都被他们抢夺光了，可以说是没有立锥之地了，作为一个公民，你没有家了，哪来的国？我们这些被压迫的、被奴役的农民，我们的国家在哪里呢？！”美国军舰在南海军演的时候，网上居然出现大量“何时到中南海军演”的呼声。 事实说明，成吨成顿的人民币堆砌起来“友谊”，在世界潮流面前不堪一击；中国大陆在国际上面临一个空前的说“不”时代，不是中国对世界说“不”，而是世界对中国说“不”。而互联网的发达，使得国内民众不断觉醒，再多的“五毛”也无法改变这个现实。现在执政党和政府如不再加速推进以民主、人权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改革，恐怕真会应验温家宝的话，“只能是死路一条”了。

01 不断地让自己有新理想，新计划，使自己有新的发挥，生活才不致平淡无聊，生命的价值也才能充分地显现。 ——[法] 罗曼·罗兰 02 人在必然世界里有一个有限之极，在希望世界里则有一个无限之极。——[印度] 泰戈尔 03 信仰是对见不到的事物的爱，是对似乎不可能存在的事物的信赖。——[德] 歌德 04 一个人不能骑两匹马，骑上这匹，就要丢掉那匹。聪明人会把凡是分散精力的要求置之度外，只专心致志地去学一门，学一门就要把它学好。——[德] 歌德 05 没有一定的目标，智慧就会丧失；哪儿都是目标，哪儿就都没有目标。——[法] 蒙田 06 目标越接近，困难越增加。但愿每个人都像星星一样安详而从容不迫地走完自己的路程。——[德] 歌德 07 那些出类拔萃的人正是在生活的早期就清楚地辨明了自己的方向，并且始终如一地把他的能力对准这一目标的人。——[美] 爱德华 08 人生的真正欢乐是致力于一个自己认为是伟大的目标。——[英] 萧伯纳 09 拼着一切代价，奔你的前程。——[法] 巴尔扎克 10 人生本来就是一种广义的艺术。每个人的生命史就是他自己的作品。——[中] 朱光潜 11 生活本身没有任何价值。它的价值在于怎样使用它。——[法] 卢梭 12 赞美倘若从自己的嘴里发出，是会减去赞美的价值的；从敌人嘴里发出的赞美才是真正的光荣。——[英] 莎士比亚 13 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他现在的水平多么高，而在于他是否能不停顿地前进。——靳凡 14 … Continue reading →